那是我背井离乡的第一年，家乡已经把夏天过腻了，我却一个人在南半球强撑着活过一个寒冬。
我在一个小小的咖啡馆里端盘子，全靠这份工作为下个学期的学费攒资本，经常熬夜写作业的虚弱睡眠和高强度的工作量，让我的记忆力有些吃不消。
有一次为客人点餐时，我在点单那张纸上把“炒蛋”错写成“煎蛋”，结果把食物端出去时，就遭来顾客投诉。一直在背后紧盯我的老板娘瞬间暴跳如雷，这让我整个下午的耳边都充斥着反复的责备“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害我损失客人，你知道这是少赚多少钱吗？你拿什么赔给我？！”
她的声音是如此地尖利，不带丝毫仁慈，我不住地道歉，心里却抗议着：“我已经和客人道过歉了啊！”“我每天不是都早来十分钟吗？！”“我的手上因为去厨房帮忙还被切伤一道呢！”
可这些委屈就被理智紧紧地卡在喉咙里，任何毫无思考就脱口而出的话，都能让我马上失去这工作。她给了我一个“赶快走开”的手势，于是我钻进厨房里，背对着她，装作去水池里洗碗，眼泪啪嗒啪嗒掉进满是泡沫的污水里。
我那因为工作，在右手小指切下的刀伤还没来得及痊愈，隐隐的痛令我觉得，全世界都在以最恶劣的方式欺负着我。
那一年，我就这样被大大小小的歧视重压着，每走两步就会遇见谁的“瞧不起”。我从不后悔自己一个人出来闯荡的选择，可我憎恶冷冰冰的陌生人。
咖啡馆老板娘每一刻都能被触动的暴躁神经，自大的客人一副目中无人的模样，某个科目的老师说出“你期末成绩得b就不错”的预期，一起租房的男孩子看不惯我很晚才回家，一副“没有钱就回国啊”的傲慢态度，就连那个麦当劳的十七岁服务生，都皱着眉头地递给我可乐，好像我磕磕绊绊的英文，不配在这里寻一处落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