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这是他自己的江山，他要追随父亲当年的脚步，去完成伟大的事业，有这样的抱负，9年间的恩恩怨怨不过是鸡虫之争…</p>
可惜的是别人不像他这样想。他是皇帝，一旦亲政，真正手握皇权了，回首时已很难再保持住当年的怨毒，尽管仍旧意难平…</p>
但在真正受迫害的那群人心里，就是另一回事了。9年间，每一个新党人都对旧党恨之入骨！败坏天下、危害民族，手段卑劣、杀害大臣，旧党以“君子”之名做出了多少罪恶，有些甚至已是永远无法挽回的…</p>
因蔡确死了…这位前首相没能等到宋哲宗的亲政，他死在了1年多前的109年1月6日，没能看到新党的黎明。他的死讯从岭南传过长江、传进京城，一路上让每一个听到的官员都瑟瑟发抖，从心底最深处感到了寒冷。不管他们是新党还是旧党，都意识到了一件事！</p>
宋朝终于有位顶级大臣死在了党争之中！这不再是官场游戏，而是生死大仇！很多旧党人后悔了，如朔党党魁刘挚，多年后当他走到生命尽头时，回忆一生经历，他长叹一声：这辈子没什么懊恼的事，只是蔡持正(蔡确字持正)的事做得不对啊！</p>
可惜晚了！蔡确的死点燃了新党集团的怒火！使得他们仅存的一点点平和心态也消失了。本就是群锐意进取的人，怎能不快意恩仇！</p>
拉开复仇序幕的人名叫张商英，4月日，他是第一批返回京城的新党要员，被安插进台谏部门当言官。在宋哲宗的思路里，做事前要统一思想，调回新党人当言官，可创造出重新改革的有利气氛，就像新科考题一般，把自己意志尽快地广传天下…</p>
但事情失控了！事后来看，无论选谁第一批回京当言官都比张商英合适。因张商英的性格实在太激烈了，完全和皇帝的温和大方向相反…</p>
当年章惇平荆蛮时，把一窝一窝蛮人搅得鸡犬不宁，捎带着把各级地方官也修理得七上八下。每到一地，不仅考核业务，更要谈论学问。要知章惇能和苏轼交朋友，边走边玩边聊天。这种水平和接近蛮人地界的地方小官接触，能愉快才见鬼了！</p>
不愉快？章大人就会让对方加倍的不愉快。当章惇一路轰鸣着碾过蛮区官场，嘻笑怒骂、肆意张扬，大伙终于受不了了，一致决定：关门，放张商英！</p>
两个都很牛的人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见面的。张商英那天穿着道士服，随随便便来见荆蛮战区的总长官，见面没行官礼，只是作了个辑。之后两人唇枪舌剑、口若悬河，互相喷了对方好几朵莲花，最后分出了输赢，章惇…竟败了！</p>
失败的章惇很兴奋，好学识、好胆魄，你在荆蛮地界太屈才了，我推荐你进京去见王安石！张商英从此迈进主流官场，成为新党中的一员…</p>
张商英不同于李清臣，后者是永远做不了大事的，因他的清高。清高者必孤傲、孤傲者必孤独，孤独的人没法融入集体，更没法集合大众形成自己的团体。而只凭个人，是不可能翻天覆地的。张商英与之相反，他积极地活在潮流里，带着自己坚定信念，在时代大潮里尽情折腾…</p>
司马光宣称“以母改子”时，他是第一个公开反对的人。在被贬职前，对吕公著也很不恭敬。这时调回京城，到知谏院报到没几天，他提出一要求——先帝盛德大业，跨绝古今，但都被司马光、吕公著、刘挚等人结党乱政败坏了。9年间，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打击报复，陷害了很多正直官员。现在我要求：开封城内各级部门，上至中书，下到六部，9年间所有公文都建档封存，除我以外，不许任何人调用，以便勘察每一个官员的清浊邪正！</p>
这消息传出去，开封城里的官员们集体发抖，这招就是传说中最凶残的“滚汤泡老鼠，一窝全要死”大法，只要用上，基本上指谁打谁，百发百中。试想身为公务员，谁没点隐私呢？这样抄大家老底的做法，简直是集中营行为！</p>
有人跳出来反对，说这是没事找事、分化官员队伍！历史上有很多例子都极力避免这种事，如官渡之战后的曹操。两军对垒尚且这样，和平年代怎可主动窝里反？</p>
乍看说得有道理，可宋哲宗居然同意了张商英的要求。至于为什么，正是和平二字…</p>
官渡之战，曹操打赢了都丢了半条命，再在自己队伍里搞清算，纯粹是嫌命长自杀，以为他不恨叛徒吗？再恨也得先保住自己事业！哲宗时代的宋朝不一样，和平时期净化官员队伍，本身就是必要的，直到现代国家，这都是必须定期执行的政府行为，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害处呢？说句难听的话，对宋朝文官就该下狠手，100多年来的优待，让他们比刘备入川前的四川官场都放肆腐败，必须得用诸葛亮治蜀的严厉手段，才能让他们清醒！</p>
张商英工作进展很快，在文山案海里迅速找到第一个目标——苏轼！这跑得最快的家伙中大奖了，他真是太聪明了，知道自己在这9年里做的事有多招人恨！</p>
东坡大人才名当世无双，当上两制官后，很多著名人士的官方著名文件都出自他手。如应司马光之命写给王安石之死的制文。而在他写的众多精妙委婉、晦明不定的制文中，有一篇是他怎样推脱、怎样解释都迈不过的坎，这也就成了他一生中最大悲剧的开场白《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简称关于吕惠卿同志监外执行、不得随意走动、剥夺政治权利的说明…</p>
这篇制文是苏轼主动，甚至争着抢着去写的，为的就是在吕惠卿倒台、被贬出京城时出口恶气。只是很奇怪，吕惠卿一生得罪的人很多，基本上仇敌满天下，可和苏轼间并没发生什么不共戴天的事？而苏轼写的这篇贬制，可说是太不留情面了，准确讲，就是在骂人！且在骂吕惠卿的同时，骂了改革派里所有的人…</p>
全文很长，以“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开始。凶人在位？指的是谁呢？宋神宗？还是王安石？之后转到吕惠卿本人，说他“以斗筲之才，谄事宰辅，同升庙堂”行为上“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学问上“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罪行上“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反覆教戒，恶心不悛”（未完待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