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只告诫我们兢兢业业去办事。为了大局可以暂且隐忍牺牲一些，民国初造，还应先以稳固国基为要义……另外还告诉我们。外交问题凡有重大决策，最好直接请示总统，由总统全权作主，以免不慎有损国体。”
“季老是老成谋国之言。”秦时竹叹了口气，继续问道，“善后借款情况如何？”
“举步维艰。洋人借款，主要图谋控制我经济、财政大权，对国权大有损害，袁世凯政府时期已屡遭国会诘难。如果继续按照五国银行团的方针，即便是达成了，也难以在国会通过，因此卑职认为除非换个思路，否则善后借款只能走到死胡同里。”
颜惠庆苦恼地说：“问题在于，各大列强将善后借款作为承认我国新政权之前提条件，双方僵持不下，这也是为何两个月来外交没有重大进展，只能在原地打转转的原因。”
“确实如陆总长所说。是要换个思路了，以往那种要想一举全面获取承认地方针必须推倒重来。我听说美国已退出了六国银行团，这件事似乎可以利用一番。”“美国人是商人禀性，所贪图者为经济利益尔，只是哪里去寻找如此巨大、可观之经济利益？”
“两位可曾忘了前日国会所批准之一亿圆可转股债券？我相信，美国人对此感兴趣。”
秦时竹说完，其余两人会心一笑，这倒确实是一颗好骨头，可以吸引美国人上钩。
“另外。前不久德皇给我发来一封电报。称德国代表即将抵京，商谈两国之重大事宜。”陆、颜两人一阵欢喜。所谓重大事宜，不是建交又是什么呢？
“故此，外交部要做好准备，准备与德国方面开始谈判。你们在与美国人的谈判中，可以有意无意地透露这一点，特别是，此人是德皇全权代表，地位比目前德国驻华公使还要崇高，更是一个有力筹码。”
“是，我等明白总统意思。”
“西藏之交涉现在进展如何？不过朱尔典现在倒是已不来烦我了。”
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正值袁世凯政府提出“善后大借款”前夕，为了不得罪英国人，北京政府终于屈服于英国的压力，准备按照英国在照会中所列条件与英国会商。当时，在中国方面同意英国要求后正式会谈前，中英双方曾就会谈地方式、内容有过几次讨论，原本这只是程序细节上的过场，不料英国方面居然节外生枝，提出由西藏代表作为独立方面与会。举行中、英、藏三方会议地想法是朱尔典首先向英国政府提出的，他认为三方会谈是达成协议的最好解决办法——“即使谈判失败，也将使我们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和西藏人进行独立于中国政府的谈判”。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坚持要中英藏三方共同会商订约，共同签字。
陆征祥虽然秉承袁世凯的意思交涉，但也不得不直接指出其中厉害——此不亚于承认西藏有主约之权，而等于自主之国。”袁世凯卖国心切，作了让步，满足了英方的要求，同意举行三方会谈，但为避免给人以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地印象，又让陆征祥建议，西藏代表不称全权字样，而称“掌权员”，随同商议，或者由中英、中藏分别会谈，分别签约，希望以另外一种办法限制英国人地野心。
但这项建议遭到英方粗暴拒绝，声称：“英国政府所提出之三方会议地办法势在必行，必无更改之理”。英国通知中国，无论中国代表与会与否，会议都将在10月6日开始。袁世凯在英国威胁下只能再次让步，同意参加三方会议。当时，朱尔典还公开扬言：“鉴于四川之设西康省，其西部纯系藏境，将来立约不能不规定边境，明分川藏疆界。（这为历史上西姆拉会议中地划界问题埋下伏笔）
由于护国战争的爆发和袁世凯政府地倒台，英国方面的如意算盘落空，为了给秦时竹施加压力，朱尔典把西藏问题提到很高的地步。在当时的形势之下，刚刚进军北京，政权还不稳固的秦时竹不得不表示认可，但在心底却又对历史上之麦克马洪线恨之入骨，因此极力要求陆征祥贯彻一个“拖”字。
果然，陆征祥笑道：“为了贯彻总统的拖字诀，光是筹备会议就让我整整拖了两个月。英国原本将会场定在印度的西姆拉开幕，准备就近控制会议进程，原定于10月13日开始首次工作会议。后来我提出，我国代表、西藏宣抚使陈贻范、副宣抚使王海平均是袁世凯所派，为袁之亲信，我新任临时执政和国会对其并不信任，要求重派，否则不出席会议。英国方面无法，只能接受我重派之要求。原代表召回后，新派谈判代表于10月13日才正式启程，准备从天津坐船到印度。结果，上船时大风吹来，我方代表不慎掉落水中，虽性命无碍，但却遭了一番罪。果不其然，重新上船后该代表就感染风寒，到上海附近海面时已经高烧不起，本着人道原则，外交部着令其在上海下船接受治疗，同时向英国声明，究竟是改派新代表还是静待原代表病愈重行？由于任命代表需国会表决，英方觉得麻烦，故而答应等待原代表病愈，以为风寒小病，一周必好。不料，一周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我方只能重派代表。10月25日，经国会表决，新代表抵达上海，准备接替出行。说来也巧，正在此时，我副代表接到电报，曰父亲过世，要其立刻奔丧。英国本来不允，但我以为事关孝道，不能勉强，自古都要丁忧三年，现在虽然已不那么严格，至少要允许其奔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