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问题是俄罗斯近代阶级对立的根源之一。但与中国的土地问题相比，又有其特殊性。
在俄罗斯，原本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村社制，民众以村社为单位构成了小规模的集体耕作，在彼得一世改革，特别是1900年代以后斯托雷平改革之后，村社土地制度濒临瓦解，被强制性地纳入资本主义范畴，进行集约化管理。
从原则问题上来说，俄国因为地广人稀，不存在中国历史上因为土地兼并而造成人口流离失所的局面，相反，只要勤劳而且天气还算过得去的话，维持一个温饱局面是不成问题的。特别是农奴制废除之后，各家各户的独立耕作更具有生存意义。
但是，过于分散的以自耕农、半自耕农为特征的基础农业是与资本主义化的市场经济相违背的，这种违背，不仅体现在自耕农经济不是为了交换而生产，而且还体现在经济规律经常会发生形变。例如，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农场，在获得丰收的时候。能够主动根据情况下调价格，在歉收的时候，又能够迅速提高价格，整体而言，价值规律在波动起伏中起作用——因为农场生产就是为了卖的。而以小农基础为核心的农业，在丰收时不会舍得贱卖，在歉收时更不会选择出卖。
而俄国与西欧市场之间的交换，本质上就是用农业品换取工业品，农业品出口不利，必然导致工业品无法满足需求，反过来说，国内的工业品更找不到销路。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和工人之间是互相对立的——尽管他们可能同样出身于一个阶层。
尼古拉二世在1905年为什么能够镇压成功，就在于一方面向农民许诺恢复村社土地耕作制度，另一方面又欺骗农民，向他们征收的税负，主要是为了供养军队镇压工人暴乱的——这就加深了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对立，1905年革命的失败，根源在于工人的孤立无援。
按照经典马恩理论的教条，工人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基础，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依kao的便是工人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俄国革命以中心城市爆发作为全面开展的特征。农民因为欧战以来的压榨和强征入伍，对于推翻沙皇制度并无反感，所以革命能够取得成功。
但是，布尔什维克党面对内外敌人的进攻，推进了余粮征集制就把自己推到和农民对立的立场上去了。姑且不论是否支付了报酬。这种余粮收集本身就是违反农民意愿的——布尔什维克拿出来的只是花花绿绿的钞票，而且处于恶性通货膨胀中，谁知道顶什么用？况且，在征收的时候，不仅“余粮”，连农民的口粮都被征收完毕了。这种敲骨吸髓的压迫，使得农民阶级痛感布尔什维克的政策。
当然，对于政策的感受在农民内部也是分成好几种，对于地主和大农场主，布尔什维克毫不犹豫地认定为敌人，不仅打倒，而且在**上加以消灭，这部分人大都与鄂木斯克政权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人数确实不多；第二派是富农，这是农民阶级中既有剩余价值，又有劳动价值的群体，是俄国农民的精华，布尔什维克采取了政治上中立，价值上攫取的方针；第三派是贫农和小自耕农，虽然布尔什维克征收他们的产品时同样不遗余力，但毕竟征收得较少。况且这些贫农和小自耕农还能从布尔什维克的土地法令中分得逃亡地主的一部分土地，与征收的痛苦比较起来而言，有得有失，而且土地是长远，余粮只是一时，看起来还划算一些——要是他们知道布尔什维克将来要用集体农庄化再把这些土地收回去，说什么也是不会答应的。
事情总是充满两面性，不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农民阶层也不见得会支持鄂木斯克政权。从属性上说，鄂木斯克政权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最后挣扎，秦时竹等人之所以断定高尔察克政权维持不了多久，就在于这个政权是旧政权的延续，没有任何新生的力量。
既得利益集团，除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工商阶级以外，基本都是农村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地主和富农阶级，对于贫农，只有剥削、压榨的空间，没有任何建设性的余地。而且，鄂木斯克政权作为偏安一隅的政权，虽然国土面积远远大于布尔什维克，也握有绝大多数的贵金属储备，但其经济实力却是虚弱的一塌糊涂。布尔什维克控制了全俄50的工业产出，还有35在被德国占领的土地上，鄂木斯克政权满打满算只有15，这还是在国防军没有占领西伯利亚以东时候的估计，到了《海参崴条约》签订的时候，鄂木斯克政权保有的工业产量下降到了只有5略强，各种工业产品，包括枪支弹药全部都需要外界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