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厮杀正胶着,北国却丝毫感觉不到那种紧张。
长安-街上,一机部办公大楼内,外事局局长办公室。
局长同志端坐在办公桌前,拜读周部长让秘书转发的一份报告。
打报告的单位正是钱塘制氧机厂,内容也正是顾骜指点陈思聪写的那些。
转发前的圈阅是这样的:“在国家专心经济建设、缩减军工订单的困难时期。外事单位应积极协助企业、寻求对外技术合作、及军转民应用场景。在不违反国家敏感技术出口的前提下,最大化创造经济效益与出口创汇。”
这个圈阅,说明部里准备在这一块立典型了。
改开初年,百废待兴,具体到国家的机械工业领域,政绩主要有两块:
第一块就是传统的民用科技逐步发展、实现更多产品的国产化/自给自足/出口创汇。
这块工作非常繁杂,体量也大,等闲弄出上亿美元的额外出口额,在一个国家部委的层面,也很难算突破性的政绩。(当时国家一年的外汇储备才不到十亿美元,每年外贸收入大概二三十亿美元。到80年代末这个数字大概可以涨10几倍。)
第二块,就是军工订单的转民用、以及去敏感后谋求对外出口合作。如果是搁在兵器工业部(60年代叫三机部),这块工作是绝对的重中之重、是主流。但一机部没有那么多涉军技术,体量相对较小,工作任务也轻一些。但如果想树典型,依然是很有看头的,是个出政绩的好地方。
局长感受到了周部长的决心,他自己也就充满了干劲。
“让小包来见我。”他让秘书打了个内线电话。
不一会儿,包丞丞就到了。
“局长,您找我?”
局长随和地问:“钱氧这几份报告的可行性,你怎么看。这厂你应该也熟,当年我就带你去过。”
包处长显然是提前知道陈思聪会上书,所以预习研究过了,了解得挺透彻:“我觉得可行性很不错,但有些风险也不能不考虑,具体操作时应该注意回避。”
局长顺势追问:“怎么说?”
包处长抖擞精神:“制氦机目前有美苏德法四国能造,去掉苏联人不进入西方市场,我国也只能算是第五。因为不了解外国人的技术秘密,我们无法准确评估钱氧新搞的‘膜法制氦’技术究竟是‘填补国内空白’,还是‘国际领先水平’。
而专利申请是要费用的,把一组新的方法发明妥善保护起来,在西方主流国家,大约需要数万美元的法务成本。一旦申请成功后,每年还有数千美元的年费。
同时,资本注意国家的专利制度,都是本国保护制,也就是在一个国家申请、只在这一个国家受保护。我跟钱氧的同志稍微算了一下,即使只在美法德日这些国家申请,前期法务成本可能是20万美元、以后每年交大约3万。
如果交满20年,未来的总法务开支就是80万。一旦这个技术最终的创汇前景不能远远超过80万美元,部里就存在外汇亏空的风险。”
局长皱了皱眉,在心中盘算几秒,问道:“目前卖给纪念堂那套制氦机,售价是多少?”
包丞丞中肯地答道:“那个才卖了200多万,人民币。不过这价格作不了数的,不但研发成本一点都没摊销进去,连人工、管理都没算,基本上就是个材料钱
这种工程,都是半卖半捐、没人敢赚钱的。如果国内会有平等的单位,在商言商想买,我觉得卖五六百万人民币没问题。”
(PS:这个行业离生活比较远,大家对价格不容易有概念。我举个例子,80年代杭-州这边市级医院如果自配小型制氧站,大约是40万人民币一套。能耗很不划算,制氧量也就够医院自己用,好在还能同时提供医院需要的液氮。
如果是钢铁厂要吹氧,至少几百万。制氦机同等规模比制氧再贵上十倍,空气分离类设备大致就是这个价位。)
“中型制氦机六百万人民币一台,如果按照黑市汇率算,也就70万美元。按照25%毛利,至少要卖出4套,才能做到人民币结算不赔、净创汇300万美元。”
局长心中暗暗算了一番,不过并没有说出来。
如今为了国家颜面,官方的强制结汇汇率是很高的,1美元还换不到2块人民币。
但外国人是绝对不会按这个汇率来换的,实际黑市上的汇率大约在1比8~10之间波动。
“小包,有没想过风险回避的法子?”局长皱着眉问。
包处长肾上腺素分泌微微提升,吸了口气,说道:“办法倒是有,就是不知道政策上……”
“先说来听听。”局长很有魄力地鼓励。
“就是先派人去香江,找找看有没有提供国际法务代理的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代理公司,让他们风险代理
先把申请工作做起来,咱只给很少一部分预付款。只要确认我们的技术确有先进性,可以授予专利权,那么后续的法务费用,就暂时由他们垫付承担,我们不掏钱。
同时,可以把寻求技术买家和海外客户的联络工作也分包出去,只要未来我们的技术实现了出口,我们在销售额里分给代理公司一定比例。这样我们卖得越多,代理公司赚到的钱也越多,有些财大气粗又有眼光的代理商就愿意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