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身体有缺陷的人越是会以那些潇洒自如的人为榜样，我这个年纪的大学生极少有人知道和喜欢一个叫辜鸿铭的老先生，我却喜欢的不得了。
我喜欢他入世也能出世，喜欢他的潇洒他的放荡不羁喜欢他自由，灵魂的自由，虽然最后他穷困病交加而死。
但是他却在中国近代看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却是用西方体系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人。
曾经那个时候外面世界许多人都知道这位老先生。
辜鸿铭这辈子，没谁是他不敢骂的。
慈禧过生日，他写对联“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袁世凯“驾崩”，举国哀悼三天，他请了个戏班，在家里唱了三天堂会；
胡先生作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用英语念诗，他说“英国下等人的发音”。
骂人，他是专业的
他骂唐绍仪为“土芥尚书”、张謇为“犬马状元”，还要杀严复和林纾“以谢天下”，仿佛全中国人都是酱缸里出来的蛆。
但辜鸿铭并非崇洋媚外之人，骂洋人，他更狠。
法国来的公爵夫人，他怼她没文化，倒着看外文报纸；
电影院里碰上个苏格兰人，他让人给他掏烟袋锅；
就连大名鼎鼎的伊藤博文来看望，他也要出言讥讽，把人喷得哑口无言。
辜鸿铭的名声传到西方以后，洋人当中流行过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颇有点五岳归来不看山的意思。
外国人慕名而来要与他交谈、当他的学生，他一个个把人骂出门外。
当时的中国，正是维新变法学西方的兴头上，洋人是被供起来的活菩萨，唯有辜鸿铭不屑一顾。
唾沫星子不能白费，他还要收费骂人，门票两元，概不还价。
当时京城里最红的角儿梅兰芳，唱一堂戏也只要一元两角，听辜鸿铭的演讲比这还贵，但仍然座无虚席。
他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春秋大义，将在座的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葡萄牙人骂了个遍，还专门用人家的母语骂，骂得比谁都地道传说，辜鸿铭会九国外语。
有人问辜老这辈子看得顺眼谁呢
他嘻嘻一笑“倒还真有一个。”
在北大教书的时候，辜鸿铭对学生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便是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要去革命，到现在仍在革命。而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在保皇。”
说是夸别人，到头来还是夸自己。
维新也好守旧也罢，这个时代从不缺乏激流勇进或逆流而上之人，缺的是坚持本心。
辜鸿铭是个保皇派，这点很多人都知道，所以当年蔡元培要辞去北大的职务时，辜鸿铭说“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
吓得蔡元培冷汗涔涔，打死都要辞职。
辜鸿铭一看，得，我也跟您一道辞了吧
民国风云激荡，人人剪发革命，统共只剩下了三条辫子。
一条牵引着帝国复辟的噩梦，闹成了全中国的笑话；
一条绕在了颐和园的昆明湖上，结结实实打了个死结；
还有辜鸿铭这一条，绳索一般牵扯住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汇。
其实严格说起来，辜鸿铭并不是一个读圣贤书长大的中国人。
若如张勋、王国维一样深受皇恩，从小沐浴在礼教熏陶之下，要在辛亥革命以后继续做遗老孤臣并不意外，但辜鸿铭的成长轨迹，却与紫禁城的黄昏没有半点关系。
他是出生在马来西亚的混血华侨，祖辈就远离大陆迁居南洋，攒下殷实家底。父亲是一个英国橡胶园的总管，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
辜鸿铭从的是英语和葡萄牙语，对中文一窍不通，顶多会讲两句闽南话。
至于文化熏陶嘛，他很小的时候就被橡胶园主布朗先生认为义子，读的是莎士比亚和培根。
1867年，布朗夫妇把10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大英帝国，父亲辜紫云在临行前告诉他“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可惜的是，外头花花世界，人物奔放，辜鸿铭一到英国，就把老爹的话抛到九霄云后了。
他立刻剪掉辫子，换上西装，一副洋大人做派。
这时清朝还是同治年间，变法、甲午战争都是几十年后的事情了，至于剪辫子，在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可想象。
那个时候的辜鸿铭，是走在维新最前端的人。
留洋后，辜鸿铭十分勤奋的地学习西洋科学，从英国到德国，从爱丁堡大学到莱比锡大学，他先后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九种语言，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在我看来辜鸿铭算是个真正的天才，在西方求学期间，他就展现出过人的天分，爱丁堡大学校长、著名哲学家卡莱尔就对他非常欣赏；他在俾斯麦百年诞辰会上即兴演讲，博得一片喝彩，至今还被德国人传为美谈。
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念书时，辜鸿铭已经是非常知名的学者，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辜鸿铭的著作已成为该校指定的必了。
辜鸿铭是第一个在西方获得声望的中国学者，而当时，他仅仅24岁。
他桀骜不驯的性格，也在留洋时就展露无疑。
那时的英国人看不起黄种人，就连在公共汽车上都不愿挨着坐，辜鸿铭乘车时，拿出一份泰晤士报，英国人看见了便出言讥讽“看这个黄皮肤的乡巴佬，明明看不懂英文，偏要装文化人，报纸都拿倒了”
辜鸿铭冷冷一笑，就这么倒着，将报纸上的字一字不差地读了出来，将一车英国人都惊得目瞪口呆。
24岁那年，辜鸿铭结束求学生涯，返回故乡南洋，此时的他已经是精通西学、颇有名气的学者，在英国殖民政府里谋了个差事。
一年以后，他偶遇清政府外交员马建忠，与其促膝长谈3日，他深感中华文化之博大，与西学截然不同，思想受到极大震动，立刻辞职，攻读中国文化。
13年，他开始在报纸上用英文发表一系列中国学文章，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嘲讽西学、吹捧中学的道路，还把剪掉的辫子重新留了起来。
辜鸿铭极有语言天赋，中文完全是自学成才，那几年里，他潜心翻译论语、中庸、大学等著作，将中华文化传播到海外。
15年，他终于来到了心心念念的中国大陆，在张之洞门下做了外文秘书，后又在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执教。
辜鸿铭盛名在外，伊藤博文访华时，还专门来拜谒他。
辜鸿铭送了他一本论语英译本，伊藤博文看后，说“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
辜鸿铭毫不客气回怼“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