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蕃爱憎分明，对待真正的高洁之士礼敬有加，对欺世盗名之辈则严厉惩处。同郡人徐稚品德高尚，素有名声，历任郡守招请他去，他都一一拒绝，而时任郡守的陈蕃则一请便到。陈蕃极为敬重徐稚，特意为他设了一个床榻，徐稚离开之后，就把床榻悬挂起来，以示只有他才配用此床。郡内还有一个叫赵瑄的人，父母死后他为之厚葬，也不封闭墓道，还搬了进去，一住就是二十多年，乡邑之人到处称赞。州郡长官也几次备礼隆重地请赵瑄出来做官，但都被他拒绝了，这样一来他更为世人所敬重，名声也越来越大。而赵瑄被推举给陈蕃时，陈蕃却没有轻信，亲自到墓中查看，发现赵瑄在墓道里不但娶了妻子，还有5个儿子。陈蕃大怒，立刻治了赵瑄的罪。
李膺字元礼，颖川襄城人，出身望族。李膺不善应酬，交游也不广泛，但素有威廉之名。李膺任司隶校尉时，就曾大力打击权宦势力，最为著名的便是处死张朔一案。张朔是权宦张让之弟，贪残无道，甚至杀害孕妇。听说执法严峻的李膺成为自己的上司后，如丧家之犬般逃回了哥哥家。李膺得知后，带人闯进张让家抓人，审讯完毕后马上处死。张让向桓帝诉冤，桓帝召见李膺，指责他不请示便杀人的过失。李膺没有认罪，反而说得皇帝哑口无言。自此后，大小权宦都处处小心，连沐浴日都躲在宫内，不敢出来。桓帝见后非常奇怪，问他们为何不敢出门，这些人边叩头边流泪说：“我们害怕李校尉啊!”
除了用实际行动打击浊流派外，清流派还通过舆论手段来影响政治，即在太学进行“清议”，并举行游行示威。
“清议”是士大夫们针对朝政的好坏，并对官吏人品的高低及吏治的清浊进行评论，然后广为传播，成为乡谣。清议虽对改善吏治起不到根本作用，却对宦官、佞臣构成了压力，迫使他们不敢过分猖狂。
游行示威是太学生们营救入狱士人的行动，营救朱穆与皇甫规便是其中二例。
朱穆在担任冀州刺史时，权宦赵忠丧父，违反朝廷定规，偷偷地制办了金缕玉衣等陪葬品。朱穆听说后马上下令查处，掘开坟墓，搜齐证据后，捕其家属下狱。这下捅了马蜂窝，桓帝在左右宦官的唆使下，将朱穆撤职。此事在太学生中引起强烈不满，刘陶联合几千人到皇宫门前请愿，为朱穆鸣不平，迫使恒帝赦免了朱穆。皇甫规因为拒绝中常侍徐璜等人的索贿，被陷害下狱。太学生张凤等联络三百余人至皇宫门前请愿，终使皇甫规出狱。
利用清议、游行示威等手段，太学生们有力支持了士大夫反权宦的斗争，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清流势力。这也让权宦集团恨之入骨，积蓄实力准备猛烈反扑，最终酿成了著名的“党锢之祸”。
三、党锢之祸
公元162年，杨秉任太尉，与司空周景联合上书，要求将宦官的爪牙从各级官位上驱逐下去。得到桓帝支持后，捕杀或免官达50多人，天下人莫不肃然。在地方上，清流与浊流之间同样展开了争夺。南阳豪强张汜依附权宦，胡作非为，郡太守成缙查明其罪后，不顾朝廷的赦免之命诛杀了他，令宦官们愤恨不已。不久，山阳太守翟超没收了中常侍侯览的财产；东海相黄浮诛杀了权宦徐璜之侄徐宣一门。但翟超、黄浮等人也遭到了报复。
公元166年，有一名叫张成的方士，以方术曾经结交了不少宦官，连汉桓帝也很相信他的占卜。一次占卜之后，张成当众推断不久皇上要大赦天下。张成怕人不信，居然叫自己的儿子去杀人，以便日后验证。张成算得倒挺准，只是没算准会撞到李膺手中。李膺拘捕了张成的儿子之后，果然有宦官求下了皇帝的大赦令。李膺更加愤怒，按律杀了张成的儿子。谁也没能料到，就是由于这么一件事，引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结交太学生，共成一党，诽谤朝廷。汉桓帝自从依靠宦官力量剪灭了梁冀之后，日益荒淫，便下令逮捕李膺，然后清剿党人势力。李膺、杜密等三百多人被捕。对于逃亡的各地党人，权宦四处搜捕，悬赏捉拿，朝野上下顿时阴云密布。
捉拿党人的诏书到了各郡，各郡的官员不管真的假的，都上报党人名单，多的有几百个。只有青州平原相史弼一个没报。青州于是派了一个官员到平原去查问，责问史弼为什么不报党人的名单。史弼说：“我们这里没有党人，叫我报什么？”那官员脸一沉，说：“青州下面有六个郡，五个郡都有党人，怎么平原偏偏会没有？”史弼回答说：“各地的水土风俗不一样。别的地方有是别的地方，为什么平原就一定也有党人呢？”那官员拿史弼没有办法，就胡乱把平原的官员收在监狱里，回报朝廷。
被捕的党人在监狱里，宦官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折磨。他们的头颈、手、脚都被上了刑具，叫做“三木”，然后被蒙住头一个挨一个地拷打。由于当时被捕的都是有名望的人士，很多人以不在党人名单为耻。一些儒生纷纷上书，称自己也是附党，应该连坐。这下桓帝感到难办了，只好置之不理。
李膺等人入狱，并没能钳着朝野之口。因为宦官专权，实在不得人心。城门校尉窦武是窦皇后的父亲，与太学生有些交情。太学生贾彪劝说窦武出面营救，窦武也对宦官擅权不满，便与尚书霍胥联合上书。汉桓帝释放了李膺等“党人”，遣送他们各自回到老家，禁锢终生，不准回到京师，更不准做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四、二次党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