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党锢之祸使清流派受到沉重打击，但没有被彻底击垮，被禁锢的党人还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声望空前提高。
公元167年，汉桓帝驾崩，灵帝即位，外戚窦武辅政。窦武为了打击权宦，起用了陈蕃为太傅，士人胡广为司徒。为了壮大势力，他们重新起用了李膺、杜密、尹勋等人。一时间，士人们对铲除权宦势力，无不翘首以待。但宦官势力盘根错节，尤其是中常侍曹节、王甫，他们与灵帝的乳母赵娆勾结，组成了宦官集团的核心。
灵帝继位这年的夏天发生了日食，陈蕃、窦武趁机利用这个“灾异征兆”上奏太后，控诉宦官越轨不法，培植亲信，扰乱朝政，触犯天颜，应当全部诛杀。但太后却道：“宦官自古有之，即使其中一些人有罪，亦不能全部杀掉。”不过，太后还是任由二人处死了作恶多端的宦官，并允许窦武的一个侄子统率一个常备军。
不久，太白金星又越出轨道，熟知星象的天官刘瑜向陈蕃指出，这种现象不利于大臣。陈蕃、窦武为了扩展势力，任命了一大批士人掌管京师要职，继而上奏了一批准备捉拿的宦官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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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太后还是比较相信宦官的，奏章被搁在一边没加理睬。这一来打草惊了蛇。曹节、王甫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他们从太后那里抢了玉玺和印绶，把太后和汉灵帝软禁起来，然后以汉灵帝的名义宣布窦武、陈蕃谋反，把他们杀了。
宦官再次掌权，李膺、杜密等被撤职回到家乡。一些名士、太学生们由此更加痛恨宦官。宦官也把他们看作死对头，找机会再次陷害。
有个名士张俭，曾经告发过宦官侯览，侯览一心报复。正好张俭家赶走了一个仆人。侯览利用那个仆人，诬告张俭跟同乡24个人结成一党，诽谤朝廷，企图造反，要求汉灵帝再一次下令逮捕党人。汉灵帝才14岁，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党人，自然照办。
逮捕令一下，各州各郡又骚动起来。有人得到消息，忙去报告李膺。李膺坦然说：“我一逃，反而害了别人。再说，我已经60岁了，死活由他去，还逃什么!”就自己进了监狱，不久被拷打而死。杜密知道免不了一死，也自杀了。
汝南郡的督邮奉命到征羌(今河南郾城)捉拿士人范滂。到了征羌的驿舍里，他关上门，抱着诏书伏在床上痛哭。消息传到范滂那里，范滂说：“我知道督邮一定是为了不愿意抓我才哭的。”马上跑到县里去投案。县令郭揖吓了一大跳，说：“天下这么大，哪儿不能去，您到这儿来干什么？不如我不做官了，跟您一起逃跑。”
范滂感激郭揖，说：“不用了。我死了，朝廷也许能把抓党人的事停下来。我怎么能连累您。再说，我母亲已经老了，我一逃，不是还连累她吗？”县令没有法子，只好把范滂收在监狱里，并且派人通知范滂的老母亲和他的儿子跟范滂来见面。范母来到监狱，对范滂说：“你能和李膺、杜密两位一样留下好名声，我已经够满意了。你也用不着难过。”范滂跪着听母亲说完，回过头来对自己的儿子说：“我要叫你做坏事吧，可是坏事毕竟是不该做的；我要叫你做好事吧，可是我一生没有做坏事，却落得这步田地。”旁边的人听了，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像李膺、范滂这样被杀的一共有一百多人，还有六七百个人在全国有声望的，或者跟宦官有一点怨仇的，都被宦官诬指为党人，遭到逮捕，不是被杀，就是充军，至少也是禁锢终身。经过这两次“党锢之祸”，朝廷里的比较耿直的官员都遭到打击，大小官职差不多都由宦官和他们的门徒包下了。
追根溯源，“党锢之祸”起因于官僚士大夫、儒生等清流派与以宦官为首的浊流派的斗争。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僚、儒生为了挽救社会危机，缓和阶级矛盾，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张，坚决要把宦官赶出政治舞台，选拔清贤奉公之人。在经济上也提出一些改革主张。尽管收效甚微，但党人的作为在当时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这场惊心动魄的政坛纷争虽以党人的失败告终，但正直的党人为挽救社会危机，不畏冒死直谏，怒斥奸邪，“杀身以求仁”的气节永远激励后人，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