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游侠的活跃
以“争于气力”为时代特征的战国时代，把春秋时期早已存在的列国纷争的局面公开化、激烈化、深刻化了。七个实力大致相等的政权兼并了大大小小百余个诸侯，公开地直接地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人才的激烈竞争，竟然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极为辉煌的文化景观。武侠阶层才离母腹就碰到了这样一个群雄并峙、百家争鸣、崇能惜才的大好机遇。空前广阔的历史舞台和灵活有效的社会机制，使得武侠阶层迅速地发育和成熟起来，成为战国时代一支极其活跃的社会力量。
战国社会风气的剧变：
被王夫之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战国时代，给武侠阶层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春秋末期，公室衰微，政在大夫，三代以未的社会制度崩坏殆尽，作为社会基层的中国农村也发生了大振荡。当时，“公田不治”，私田大增，产生了一批又一批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个体经营的自耕农，并获得了诸侯各国法律上的认可。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宣布实行“初税亩”，这种废除“籍法”、公开按亩征税的法律制度，实际上确认了私田的合法性和所有权。到了战国初期，中原各国普遍采用类似的从土地的实际拥有者的手中按田亩数目计税征收的法律。自耕农的产生及其法律地位的承认，把他们从准军事性的居民组织中解脱出来，获得了自由民的身份。这样，便为以农民为生体的乎民阶层提供了比以前多得多的发展机会。稍有余裕，他们的子弟既可以游学习文，也可以从师练武。由于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学成后他们能在列国间往来，战国说士和游侠的存在这才有了社会条件。著名的说士张仪原先是个贫民，曾被人怀疑偷盗玉壁而遭毒打，后以连横之说取得秦惠王的信任，从千民一跃而为秦国的丞相，这在春秋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战国时代使武侠迅速发展起来的另一个社会条件是城市的兴起。战国以前，中国城市的规模不大，所谓“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出。而且那时的城市只是作为政治权力的象征而存在的，正如史书所说，“凡是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除了统治者及为他们服务的家臣、百工、卫兵，一般的平民是只准居住在城郊和野外的。到了战国时期，人口的自由流动使得大量的平民从农村流向城市，商业和手工业的发达又使得这些生活在城市的平民有了就业和谋生的可能。当时，“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涌现了一批大城市。像齐国的都城临淄，城内居民达七万户，城内“车辑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决成幕，挥汗成雨”，多华之状，可想而知。此外，如赵之邯郸，燕之琢、蓟，魏之温、积，韩之荥阳，楚之宛、陈，也都是“天下名都”。这些新兴的大城市，位于交通要冲，道路四通八达，来去方便。它们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商业和文化中心。上面提到的齐国的首都临淄，有热闹的街市庄、岳，“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歙鞠者”。临淄稷门附近的“稷下”地区，聚集了几千名游士讲学论辩，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
战国时代城市的兴盛，使得武侠有了聚集、交往和活动的中心。战国时代的著名游侠，大都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里存身和活动。如力士朱亥是魏国都城大梁“市井鼓刀屠者”。他与另一名看守城门的侠士侯赢交往，以后又通过侯赢结识了“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为其盗符教赵出了力。这一切都是在大城市里发生的。战国著名游侠荆柯在邯郸与武侠鲁句践比武，在榆次与武侠盖聂论战，又在燕国都城蓟与屠狗者高渐离及田光交游。这一切也都在城市里活动。城市众多的人口、复杂的居住状况及有利的就业条件使得犯了罪的游侠有了深藏之处。
游侠聂政本来是魏国人，因为“杀人避仇”，携着母亲、姐姐到齐国，在城市里以屠狗为生。荆轲刺秦工失败后，他的好友高渐离为了逃避秦王的追捕，躲在宋子县，变更姓名，在酒店里“为人庸保”，潜伏下来，伺机复仇。如果没有发达的城市，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战国的游侠主要是在城市里活动，可以说，是城市生活使武侠脱离了原始形态，迅速地成熟起来。
战国时代波橘云诡的外交与政治斗争，惨酷激烈的兼并战争，布衣一言而为卿相的社会现象，以及商业和大城市的发展，使得民间质朴、淳厚的风气受到极大的冲击。当时的一个不良社会风气就是不择手段、求富图贵。战国一些大城市，如洛阳，民风尚“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平民之所以务商弃农，是因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淳朴的民风变得乖巧了。秦国的权臣吕不韦原是个投机商，他靠“贩贱卖贵”而“家累千金”。后来，他不满足于当巨富大贾，把商业上“奇货可居”的投机方法运用到政治上来，因为做买卖仅盈利“百倍”，而“建国立君”可以盈利“无数”，“泽可以遗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