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的文艺创作所涉及的领域很广，但它们共同的特征是:艺术上绝不依傍他人，喜好独创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风格豪迈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现出对民间文学的爱好。
明代的诗坛，由于前七子与后七子的提倡，出现了一股拟古的风潮。这种拟古的风气，在一定意义上有碍于诗歌艺术的发展。徐渭对此深致不满，并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鸟学人言，本性还是鸟;写诗如果一意模拟前人，学得再像，也不过是鸟学人言而已，毫无真实的价值。“徐渭自己的诗歌创作，注重表达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感，风格略近李贺，问学盛唐，并杂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终不失其为自我。这个倾向为稍后主张抒发性灵的公安派所继承，对改变晚明诗风具有重要意义。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对徐渭的诗有一段精彩的评述:“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其所见山奔海立。如寡妇之夜泣，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
徐渭的散文，以《自为墓志铭》一篇最为出色。此外，许多尺牍也很有特色，泼辣机智，幽默多趣，文风远启金圣叹一流。但总的来说，徐渭散文方面的成就不及诗歌。
徐渭的书法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用笔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认为“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
徐渭打破了以“台阁体“为主导的明代书坛的寂寞，开启和引领了晚明“尚态“书风，把明代书法引向了新的高峰。陶望龄认为其书法“称为奇绝，谓有明一人“。袁宏道则称:“予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矣!“
徐渭的书法及书法观的产生，与明朝中、晚期的思想、文化、审美观念巨大变迁相吻合。他的书法也是从吴门书派主张唐法的反叛中出发，继而吸取北宋苏轼、黄庭坚、米芾追求艺术个性化的积极因素中走来。徐渭的作品诸如《寄云岳子九首册》《为仰南书六首诗卷》《李白苏轼九首诗卷》《春园暮雨诗轴》等作品中黄庭坚书法的笔意比比皆是。
徐渭在《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中所说的“时时露己笔意“的审美精神。他的原话是:“非特字也，世间诸有为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临摹《兰亭》本者多矣，然时时露已笔意者，始称高手。予阅兹本，虽不能必知其为何人，然窥其露已笔意，必高手也。优孟之似孙叔敖，岂并其须眉躯干而似之耶?亦取诸其意气而已矣。“
如果说徐渭的行书已用“己意“实现了对传统笔法的改变，那么，最大的改变是那些高头大轴的中堂行草书。以前说“董其昌破坏了墨法“，在这则要说“徐渭破坏了笔法“。徐渭在书法从卷册翰札的文房把玩转向厅堂展示审美的变革中，实现了作品创作中笔法的改造。《代应制咏剑草书轴》和《代应制咏墨草书轴》是其代表作。徐渭这种借鉴于绘画的点画表现方法，是对晋唐笔法的创造性破坏。对于书法艺术这种美术化倾向的改变。
明代的水墨写意画迅速发展，以徐渭为代表的泼墨大写意画非常流行。徐渭凭借自己特有的才华，成为明代成就极高的写意画大师。
徐渭的泼墨写意花鸟画，别开生面，自成一家。其花鸟画，兼收各家之长而不为所限，大胆变革，极具创造力。其写意画，无论是花卉还是花鸟，皆一挥而就，一切尽在似与不似之间，对笔下的四时花木，画家运用勾、点、泼、皴等多种笔墨形态，将牡丹之雍容、紫薇之隽秀、竹子之萧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洁的神韵刻画的入木三分，分别舒展九尺与五尺的梧桐和芭蕉，直冲画外，不见首尾，与密如骤雨的葡萄、虬如蟠龙的藤蔓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充溢在画面中的纵横之气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实倒挂枝头，水鲜嫩欲滴，形象生动，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风格疏放，不求形似，代表了徐渭的大写意花卉的风格。丰富的运动轨迹与浓淡、徐疾、大小、干湿、疏密程度各异的笔踪墨韵，无不具备振笔疾书的即兴性和不可重复性，呈现出中国绘画中最为强烈的抽象表现主义，使其蕴含某种内在的气质、精神，这种气质、精神又使欣赏者有如临其境之感。徐渭笔下的南瓜、菊花图，一气呵成，驱墨如云，气势逼人，同时又恰如其分的驾驭笔墨，轻重、浓淡、疏密、干湿极富变化。墨法上既呈随意浸渗的墨晕，又见控制得宜的浓淡。虽然被徐渭自称“戏抹“，然而在写意中仍生动的传达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韵。它的梧桐图，只以泼墨笔法绘其一小部分，却有使人联想到挺拔正直的参天梧桐。正如翁方纲所说:“纸才一尺树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庐。恐是磊落千丈气，夜半被酒歌嘘唏。“徐渭以其精湛的笔法，在似与不似之间，为欣赏者营造出一片开阔的审美天地。
徐渭将自己的书法技巧和笔法融于画中，正如张岱所言:“今见青藤(徐渭)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绝略同。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余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他的《墨葡萄图》，墨的浓淡显示了叶的质感，题诗的字体结构与行距不规则，如葡萄藤蔓一样在空中自由延伸，书与画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