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都还不算什么，到后面，特别是南宋时的火器制造更是进一步的向规模化推进。
如建康府的都作院，在1129—1261年间，就生产了火器差不多38000多件。
而江陵府的作院，每年能生产铁火炮逾千只，一次拨交襄、郢等州的火器就以万计。
这样高额产量的武器作坊的出现，表明南宋火药的应用和火器的制造又有了新的进展。
可不幸的是，金人与蒙古人在与宋军作战中也获取了火药的制用方法，这对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有重要意义。
而欧洲人会制造火器则是14世纪的事了(13世纪末从阿拉伯传入)。
在世界兵器史上，火药和火器的使用同样是划时代的事件，而且对仁义的宋人来说，“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恩格斯语)
马克思对传到欧洲的三大发明同样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了宗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可岂止是这三大发明，在数学、天文、医学、冶炼、建筑、农学、造纸等诸多领域，宋朝都取得了遥遥领先于整个世界的辉煌成就。
宋朝是中国传统数学发展的高峰。
以秦九韶、李冶、杨辉、沈括、贾宪等为代表的大数学家，以其卓越成就永载史册。
秦九韶著《数学九章》，提出“大衍求一术”，创“联立一次同余式”解法，比欧洲数学家尤拉和高斯的相关研究要早大约500年。
还有李冶著《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是率先系统论述“天元术”(即一元高次方程)的著作，同样领先欧洲数百年。
还有杨辉著的《详解九章算法》和《日用算法》，首创“垛积术”求出几类高阶等差级数之和，还发展了九宫图，作了圆直线交叉的组合。
此外在《乘除通变本末》中还叙述了“九归捷法”(筹算乘除的各种运算法)；贾宪的“增乘开方法”的提出比意大利的鲁尼和英国的霍纳要早800年。
沈括的“燎积术”是中国第一个高阶等差级数“会圆术”，并把勾股定理用于从弓箭的弦和矢求弧长，也都比欧洲早得多。
宋朝天文学发展成就辉煌，北宋天文学家苏颂(宰相)与翰公廉建造了新的浑天仪，开创性的以水力运行，使之与天体运动基本保持一致。
新浑天仪高达12米，宽7米，共分三层，上层为“露台”，用来观测宇宙天体，中间的“浑象”每昼夜自转一周，相当精确。
这台“水运仪象台”堪称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
北宋中期，官方至少进行过5次大规模的恒星观测，留下了大量天文史料。
天文学家黄裳更是根据观测结果绘制了星图。
精确的天文观测直接推动了历法改革。
宋代一共进行了18次历法改革，对各种测算和计算方法都进行了改进和修正(如三次内差法等)。北宋中期卫朴修定历法，以365．243585日为一年，比旧历准确度大为提高。
1199年(庆元五年)，杨忠辅重制《统天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现代观测数据一回归年为365．2422日)，与西方1582年颁布的公历数据完全相同。
在当时的条件下取得这样的成就，真的是让人可敬可叹!
宋代医学发展较唐代更为先进。
而且宋代的医学发展有人极为昌盛，像是分科更细，由前代的脉科(内科)、针科、疡科(外科)三科细化为“眼科、产科、风科、口齿咽喉科、针灸科、金镞书禁科、疮肿兼析疡科、大方脉科、小方脉科”等九科，具有更强的针对性，标志着中医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针灸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更加完善，王惟一作《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和针灸铜人模型(今为国宝级文物)，在针灸发展和教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药物学上，太祖时编印《开宝本草》，比《唐本草》增加新药133种。
北宋末修《政和本草》，共收药物1558种，比《唐本草》增加476种，在《本草纲目》问世前是最权威的药学专著。
《太平圣惠方》收录中医处方16834个，比唐代《干金方》多出1万多个。
《圣济总录》则堪称医药史上的一部百科全书，汇集了前代和宋世诊断、处方、用药、针灸等方面的大量理论和实践成果，其中刊载药方近2万个，为历代之最。(经“金元改制”和清代的“删繁就简”，常用方仅剩300个左右，遗珠千万，可恨可叹!今日中医要走出困境应当从宋代寻求“良方”。)
此外中医史上最系统最全面的妇科专著《妇人大全良方》也出现在宋代。
宋代还出现了世界最早的法医学著作——宋慈的《洗冤录》，其中涉及验伤、验尸、检骨、验毒等诸多领域和实践，许多创造性的方法令后人惊叹，不但开启了中国法医学的门户，更以重视证据和推理的法制意识影响了后世。
宋代，成为中国医学发展的一个高峰。
此外，石油、煤炭的开采利用，焦炭冶铁法和胆土煎铜法的使用，制盐技术的改进，银盐变黑显影技术(定影原理)的发现，UFO的观测记录，中国冒险家的环球旅行，乃至“救生圈”等生活小器物的发明，宋朝都领先世界数百年。
更难能可贵的是，崇尚科学、鼓励创新在当时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北宋时期一批“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通才”苏东坡就生于宋朝)。
沈括及其所著《梦溪笔谈》，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沈括还与苏颂合编了《苏深内翰良方》，林灵素在为这部医书所作的序中说：“(沈括)凡所至之处，莫不深究。
或医师，或巷里，或小人，以至士大夫之家，山林隐者，无不访求。”欧阳修之子欧阳发，“少好学，自书契以来，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
刘敞则以熟知地理、描绘地图而闻名于世，《宋史》载，“敞学问渊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药、山经、地志皆究知大略。”
苏颂虽贵为宰相，但“自书契以来，经史九流百家之说……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
一代名臣司马光“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
一代奇才苏东坡不但琴棋书画、诗词文赋无所不通，而且通医理，善烹调，治农桑，还是水利行家，前文所述的”定影原理”最早就见于苏轼的《物类相感志》：“盐卤窗纸上，烘之字显。”
这些博学多才人物的成批涌现，明显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风气、思想潮流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当今西方世界所倡导的“通才教育”显然也受到宋朝影响)。
史学家杜石然先生认为，宋代“新儒学”(程朱理学)所倡导的“穷理”、“格物致知”的时代精神，构成了宋代科技高潮的社会思想原因，并促成了宋代中国传统科技发展巅峰时期的到来，可谓真知灼见!
由此，可以说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期，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
如此宋朝，以先进的科技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于整个世界，怎能说它孱弱呢？
只能说宋朝不幸的生存在了一个与野蛮为邻的时代。
宋代前所未有的辉煌文明，皆在刀光剑影下遭受了毁灭性的摧残!”
——梅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