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遥遥领先于整个世界的两宋文明，本应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令人自豪最让人骄傲的一章。
然而千年之后的中国人，却不得不去痛苦地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北宋先亡于女真，而南宋继亡于蒙古！“靖康事变”的耻辱和“厓山之役”的惨败成为两宋王朝留给后人最深刻最悲怆的记忆。
为什么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最繁荣最富强的王朝会落得个这般惨痛的结局?
原因似乎并不复杂，那就是宋朝不幸生存在一个与野蛮为邻的时代，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相继崛起并将利爪伸向宋朝，两宋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皆在刀光剑影下遭受了毁灭性的摧残!
当然，这并不是历史的个案。
事实上在19世纪之前，文明毁于野蛮几乎就是世界历史曲折前行的必然轨迹。
就在宋朝之前，“五胡乱华”的历史悲剧已经不止一次的在中华大地上重演。
灿烂的中原农耕文明一次次在游牧民族的铁蹄下化为废墟。
可是宋朝的灭亡是最令人不堪回首的。
因为被野蛮毁灭的两宋文明，是中国古代史上最辉煌最灿烂最有希望的一段，是中国古代史上距离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最近的一段，是中国继续保持并扩大对世界的领先优势并引领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最佳时段。
然而，这一切都被北方席卷而来的寒**得无影无踪!
梅毅先生在《刀锋上的文明》一书中对此有一段精准而形象的描述：“宋朝的文明对于当时来说太先进。
宋朝的中国人像极了一个酒足饭饱、事业有成而又身体虚弱的中年男人，自恋至极(当然他们有理由因自己文明的高级而自恋)，太关注自身精神层面的至高享受，全然忘记体内机能的衰落和“高度发展”所引致的迟钝。
最让人恐惧的是，野心勃勃、充满活力的蛮人垂涎于文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逐水草而居之余，如同窥视猎物的群狼，随时会蹴然一跃，扑向这些定居的、文明的、软弱的好邻居。
野蛮毁灭文明，于野蛮人而言，是一种莫大的成长；于文明人而言，却是万劫不复的、可悲的停滞。”
的确，宋朝是不幸的，她所遭遇的敌人，一个比一个凶悍，—个比一个残忍，一个比一个野蛮，尽管宋朝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最终还是倒在了“千年未有之强敌”蒙古人的铁蹄下。
中国历史前进的车轮戛然而止，不，是发生了可怕的倒退。
拒绝汉化的蒙元统治者将正处在资本主义“前夜”的宋朝无情地拉回到半封建半奴隶制的社会阶段，中国历史前进的常规通道被打断了、倒退了、逆转了，生机勃勃的中国变得沉默了、喑哑了、呆滞了……
此外，若干年后，我们还会看到，明太祖朱元璋怎样大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再次送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并使明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黑暗最腐败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金庸语)。
再过若干年，我们又会看到，奴隶制的满清接手烂透了的明王朝后，怎样把汉文化的糟粕“发扬光大”，使清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少活力、最少创造力的朝代”(刘亚洲语)。
而就在中国人沉醉于“康乾盛世”这一“落日的辉煌”中时，曾经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欧洲已经在“三大发明”的催化作用下发生了“基因突变”，一种全新的文明——工业文明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领先世界上千年的中华文明就这样落后了……
宋朝的灭亡，是中国不能承受之重!
回望两宋灭亡的历史是痛苦的。然而历史需要重温，需要体会，需要反思。
与野蛮为邻，是两宋灭亡的必然；然而以两宋的综合国力论，却又似乎未必尽然。
宋朝无可置疑是伟大的，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为“贤者”讳的理由。
一个当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工艺、娱乐等几乎所有领域遥遥领先于整个世界，甚至在军事方面也数一数二的大国，最终却屈辱的灭亡于蛮族之手，如果说自身没有一点问题是不可想象的。
关于宋亡的自身原因，数百年来众说纷纭，有归咎于宋朝“崇尚文治”的治国方略者，有归咎于“强干弱枝”的军事体制者，更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归咎于“王安石变法”(包括大学者黄宗羲、王夫之)。
而普遍和较为人所接受的说法是“三冗(冗兵、冗官、冗费)两积(积贫、积弱)”之弊导致了宋朝的灭亡。
这里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什么是三冗。
首先，自然是冗兵。
怎么说呢，可以说两宋30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边患史”，处在与游牧民族对峙状态下的宋朝，不得不花费重金“养兵”御敌。
宋太祖时宋军总额22万，太宗时为了对抗来自辽国的威胁，扩员至66万，真宗天禧年间达到91万，仁宗庆历年间，面对来自辽夏的双重压力，宋军激增至125．9万人，比建国之初增加100多万人!
这百万大军的花费非常可观，宋代兵士除了口粮、月钱和衣服外，还有各种特支、赏赐，戍边者有特赏，征行者有预支和额外添给，即使是在正常情况下，一名禁军年支也达50贯(折合当今人民币约为15000元)。
仁宗时蔡襄作过一个统计，朝廷百万大军的费用，占朝廷岁入的六分之五。
后来张载也认为：“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南宋朱熹也说：“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
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就达2000万贯，战时更高达3300万贯!
如此庞大的军费规模，使自然宋朝的财政支出背负了沉重的压力。
其次是冗官，宋代对官吏分化事权，相互制约，形成重床叠架的官僚结构，以至有“十羊九牧”之讥(当然并未到此地步)。
一般官员只要无大错，每3年可迁转一次，逐步爬上高官。
而只要达到一定的级别，就有“恩荫”亲属为官的特权。
这种特权，可使皇族宗室与中高级官员的子孙、兄弟乃至亲戚、朋友、门客、医生都可免试而获得官职，由此形成庞大的官僚阶层。
史载，三班院(供奉官、左右殿直，合为三班)最初官吏不到300人，真宗时4200余人，仁宗时已达11000余人。
州县官吏更是数不胜数。
真宗时一次裁撤的冗吏就有195800多人，不在裁减之列的至少数倍于此数。
而且裁减后又迅速反弹。
当时就有人指出：“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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