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竭力隐瞒这次清军大败，而上下宣传是所谓剿灭张献忠的凯旋，实际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这从豪格顺治五年二月回到北京就被多尔衮下狱，四月自杀。也可以窥见端倪。顺治五年反清狼烟四起，正是全国反清复明起义的高峰，如果豪格真是如吹嘘的那样在四川取得大胜，多尔衮再昏聩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把豪格抓起来。虽然表面宣称的是其他理由，但真正导致豪格被抓的理由就是他在四川一败涂地。
这也可见当时之四川人不但没有所谓被张献忠杀光，相反各种反清力量云集，使得清军在四川碰地头破血流。
大西军投明抗清，出云南到四川是在顺治七年，从顺治四年到顺治七年这段时间里，基本都是四川本土的抗清力量在活动。而就是刘文秀等人在顺治七年到四川之后，也是收编整顿了当地各种反清力量，是和四川本土的反清义民结合后，对清军进行打击的。
这点在前面引用的黄宗羲《永历纪年》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刘文秀之入蜀也，善抚恤军士。蜀人闻大军至，多响应。于是，重庆、叙州诸府县次第皆复。”
如果真如清廷御用文人所造的谎言，那怎么可能还有蜀人响应刘文秀的大军？
另外《圣教入川记》虽然篡改历史，但篡改不彻底，还是留下了足以戳破清廷主奴谎言的记录。如这一段话：
“张献忠灭后，旗兵在川一时未能设官治理。彼时川人不甘服旗人权下者，逃往他方，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载。迫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所有官长，皆无一定地点居住，亦无衙署，东来西往，如委员然。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哀哉川民，无处不被劫掠，殊云惨矣!”
按照清廷主奴的叙述，当时清兵射杀张献忠，应该是把川人从张献忠之屠杀奴役下解救出来的恩人，到处应该欢迎满清皇师的景象。而实际上呢？恰恰相反，当时之四川到处掀起反抗清军的浪潮，这又从一个侧面证明，真正**四川，乃至因为憎恶四川全省反抗，把川人全部屠杀光的正是满清自己。
当时在四川反清义军中的主力恰恰不杀人，抚恤民生，这从《五马先生纪年》里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成都附近的一些区县甚至是一片繁荣富庶的景象。
傅迪吉所在简州当时发生严重饥荒，部分姚、黄贼因为无粮，甚至杀人为食。
于是傅迪吉在顺治五年举家向南搬迁，目睹了蒲江（今成都市蒲江县）一带繁荣景象，这一带当时应该在杨展的管理之下：
“换故衣，卖银两。未几，虎狼又很〔狠〕。十月内，掣家潜行，过了大山，又过大河，俨然跳出鬼门关也。至蒲江董家山，闻鸡鸣声，不觉欢欣之怀豁然顿开。至寿安镇，见两街俱列酒肆，又闻呱呱之声。余思昔有见醉人以为瑞者，此瑞更当何如也。次日，郭春洪来，请至李家营，见闹闹烘烘(哄哄)，坝无旷土，以为乐郊也。遂移蔡家堰居之。随至火井，谁知渐入佳境。其地人民极其富庶，朝朝请酒，日日邀宾，男女穿红穿绿，骑马往来者不可胜数。且鼓乐喧天，酒后欢呼之声彻于道路。又有修造之家，斧凿之声相闻不绝。自太平以至今日，未尝有也。常思常叹吾地与此相隔不过数日之程，俨然天堂地狱之别，特恨其相遇之晚也。犹幸其既得相遇，断无一性命虑矣。所带布一件.卖银八两，川北长蓝布卖银十两，故衣看好歹，极快卖完。余牵猪一只、背鸡二只回蒲江。岁云暮矣。”
随后，傅迪吉叙述了杨展被同为抗清复明的将领袁韬和武大定杀害之事（这一件事件确实令人痛心疾首，锥心泣血，杨展之死几乎可以和岳飞之死相提并论）：
“未几，杨侯府被恶贼袁缩〔韬〕、武大定所杀。袁、武者饿死之穷寇也。公运粮救济前来，又与结为兄弟，安置键为，每月散银、给粮，恣其所取，以此恩此德无加矣。谁知贼心太毒，不夺不餍足，假请酒为名，杀之。可怜救济数万生灵之善人，为凶贼所杀，人人如丧考妣。余每欲与之作传，惜闻见未详，贻识者之讥，惟后之君子起而志之，庶公之功德不泯也。不久，彼亦假仁假义，照旧招安，亦不为乱。”
实则骗杀杨展之事不能全怪袁韬、武大定二人，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时任南明川北巡抚李乾德，这是一个真正的无耻之徒，斯文败类，和秦桧无异。其卑鄙行径和袁崇焕杀害毛文龙如出一辙。为自己揽权，觊觎杨展治理下嘉定州的富裕，拼命唆使袁、武二人忘恩负义骗杀杨展，真是狗彘不若，畜类不如。明朝大事绝大部分都坏在了类似袁崇焕、李乾德这类无能且刚愎的文官手中。
在永历五年（顺治八年），刘文秀率领明军整编四川各部，李乾德被抓获，行至犍为县，畏罪自杀，没有让其受到应有的惩罚，也是一大憾事。袁韬、武大定被整编后，继续抗清，还算大节不亏。
从傅迪吉的叙述来看，袁韬、武大定虽然阴谋杀害了杨展，并吞并了嘉定州，但对平民也没有残害，相反是“假仁假义，照旧招安，亦不为乱”。
后面对武大定等人治理地方的情况，有更详细的描述，不仅不乱杀人，而且颇为通情达理：
“是年，亦种田几亩。武贼丈田，差官副将爷张、会同知州谭公谈(光绪抄本无“谈”字)、坐镇总兵徐，逐亩清丈。所带兵马，马要吃碗豆，不吃黄豆;人要吃鸡肉，不吃猪肉（武大定是从宁夏固原起兵的，他的部属可能大部分是**同胞，所以不吃猪肉）。我族人就来与余斗使费。余从何处得来?对以‘我自有区处，断不连累你们。’三官至，各有公馆。次日丈田，余丈种五斗，因无包，一弓不让。是夜，连写三呈去求谭公，公云:‘你何不对徐总镇爷、张副爷说?你伯我不做情么!’又至徐总爷，亦如前言。及至张副爷，半字不识，亦欣然曰:‘你相公们在太平时还要吃粮，这两亩田还要你出?就是对侯府一也说的。’叫书伴拿号簿来，一笔勾了。”
文中提到这个张副爷的军官，虽然不识字，但为人很和善，对比满清统治下的江南等地，叶梦珠记载为了逼征赋税“押吏势同狼虎，士子不异俘囚”，真不啻是天壤之别！
后来入川的刘文秀当然更不会滥杀人，这些记录都表明当时四川抗清义军主力，无论开头的杨展、后来的袁韬、武大定，以及顺治七年后入川的刘文秀，他们彼此之间为了统一事权，虽然有争斗，但对平民百姓的态度都是很好的。其他如南明川陕总督樊一蘅部，属明朝正派文官出身，军纪只会更好。
真正杀光川人的只能是满清兽军，豪格败撤后的四川情形，也可以从清方的一些档案里了解。
顺治四年十二月日的《署四川川南叙府总兵马化豹塘报》中说“九月二十八日据长宁县知县毛华鹏报称永宁贼首阁部王应熊、总督樊一衡……伪称永历元年，四处交通一起反叛……十月二十日，据富顺县知县王文彩前奔叙府，报称富顺县，已于本月十七日冲劫，泸州、永宁贼徒四起，江安、合江、隆昌、纳鸡县官被贼捉去，请兵拯救等情。……时富顺县周围贼党蜂集，永宁、泸州早无音信。本职之叙府，南路伪阁部王应熊、总督樊一衡、马应诚、侯天锡、白正刚等从永宁镇、雄泸卫、南鸡而来，北路嘉定州杨展领贼下营公馆，近叙府六十里；又南路贼首副将向大任、袁顺道，下营李庄地面，近叙府四十里，四路贼首参将张奇才、马化龙、刘芳声、叶向宸领贼从马湖而来，四面重围，各路烽烟，本职随同所部官兵，采野菜就食，守叙府已八个月。”
顺治五年闰四月九日的《四川巡抚李国英揭帖》中说“不意王驾凯旋，寇党又复四起，斯时也，职病正在危急，兵丁死亡过半，只得力疾持戈，一死报国而已。职智短才疏，人微望轻，一将之任尚不能胜，全川之责，岂敢冒荷。斯何时也？全川皆贼，已成燎原之势，兵寡饷无，何为恢剿之资？”
李国英说“全川皆贼，已成燎原之势”是讲了实话的，正因为全川皆“贼”（抗清义民义军），所以满清要征服四川，只有把全部四川人都杀光了。
顺治五年五月初三日的《四川永宁卫总兵栢永馥揭帖》中说““叛贼李鹞子、余大海等水陆攻犯重庆，请职应援，职星驰赴渝，而职标川兵九百隔河叛去（下缺）”
可见当时不但川民群起抗清，就是被满清招募的川兵也不甘心为清廷鹰犬，纷纷起义而去。
顺治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四川巡抚李国英揭帖》中说“窃照全川蒙肃王平定凯旋之后，余孽蜂起，无地无贼，惨戮掠夺殆无虚日”
疏中所谓贼者，其实都是奋起抗清之义民。即此一条记录，就把满清编造的所谓张献忠屠杀光四川人谎言戳的粉碎，也是清廷奴才的自供，当时不但四川人很多，而且各地群起反抗满清，以至于“无地无贼”，所谓余孽其实不过是被满清伪肃王屠杀之后的孑遗百姓，反清复明的义民而已。
李国英这份奏疏后面哀叹逃兵日多，招募川人补数时说“乃惠应诏之兵，如此大粮厚饷，不但不能剿贼图报，每思潜逃，则有兵与无兵何异？此皆镇职，未善将兵之所致也！”
惠应诏是李国英部下清军之总兵，奏中说“大粮厚饷”，尚且士兵“每思潜逃”，则这些川兵之所以逃亡，并非因为粮饷不够，实是出于对清廷之憎恶所致。
川人之忠烈节义，于此也可见一斑。
此后四川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被清军轮番剿杀，一直到了康熙十九年之后，清廷奴才王骘在给康熙的上疏中说四川“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清史稿》卷二百七十四，《列传六十一》）
以明末至少四千万人口以上的四川，到了康熙十九年后，只有五万人左右的剩余人口，基本等于是全部被杀光了。
其中当有百分之八十是在顺治年间屠杀的，百分之二十是在吴三桂反动的三藩起义中被清军屠杀的。
这满清在顺治年间屠杀的四川人至少有三千一百万人，还有一百万人是张献忠所杀，张献忠杀的人不到满清的三十分之一。
在三藩起义中，被清军屠杀的四川人也有八百万以上。
《绥寇纪略》里说：“叙州人，逃入深山，草衣木食久，与麋鹿无异，见官兵，以为献忠复至也，惊走上山，步如飞，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云
实则这段话不过是清廷奴才粉饰之语，见“官兵”（也即清军），怎么可能是误会成是张献忠，清军光头辫发剪笠帽，服色形制和汉族官兵截然根本不同，这条记录，恰恰表明人民逃避的不是贼，而只能是罪恶滔天的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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