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明代的太监总共横行了不到十八年的时间，那么满清统治下，在**战争前的近两百年的时间里，每一年都相当于明代太监统治最黑暗最恐怖的魏忠贤时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魏忠贤横行跋扈的那三年时间里，真正的受害者还只限于一些东林党的上层文官，真正因此遇难被害死掉的人可能还不到二十位。那么在满清的统治下，其恐怖统治的受害者，不是仅仅局限于官员文人，而且深入民间，上至高官下至布衣，都是处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状态，如果考虑满清的屠城迁海之类罪行，受害者人数在几千万乃至上亿，如果不考虑的话，受害者的人数也成千上万。
如果说在明代最黑暗的魏忠贤时代，尚且有张溥记载的《五人墓碑记》中描绘的情形发生，苏州市民可以群起暴动，把前来抓捕周顺昌的阉党使者打倒在地，把苏州巡抚追打得躲到厕所里去，而最后追究下来的结果只是处死了五人，效果却是“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而在满清的顺治康熙乾隆统治时期，其恐怖黑暗高压统治之下，能够想象发生类似的事件么？清初一个哭庙案，仅仅是一些士子百姓到文庙孔子牌位前痛哭抗议清廷爪牙的横征暴敛，完全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就导致多人被捕，十八人被斩首，其中就有有名的金圣叹，如果是类似明天启时期那样暴力殴打政府使者，驱赶政府官员，那恐怕清廷就直接以造反论处，进行屠城了。即此一点也可见，满清统治下的几百年时间，比明代最黑暗的魏忠贤时代也要黑暗恐怖百倍。
明代的魏忠贤之所以要杀杨涟、左光斗、魏大昌等人，是因为这些人确实上疏对他进行**裸的攻击辱骂，相比之下，清朝的乾隆和他的奴才比起魏忠贤来要狠毒得多。别人好心给他们提建议，他们都会丧心病狂的将其虐杀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从满清成千上百件冤狱里，随便挑选几个来介绍一下，看看所谓的康乾盛世究竟恐怖黑暗到了什么程度？
1、乾隆时期骇人听闻的暴虐恐怖统治
比如山西候选吏员严譄请大学士舒赫德向乾隆代奏的奏折，目的无非是让乾隆澄清吏治，惩治贪官，“略进片言，请吓贪官勿得扰民”[1]，舒赫德与乾隆一伙顿时如临大敌，马上将严譄抓捕，并搜查其住所，于是又查出一件没有来得及上交的奏折，“其中有议立正宫，并纳皇后，以皇上年过五旬，国事纷繁，若仍如前宠幸，恐非善养圣体，是以故加挺撞轻生等语”[2]。大概乾隆荒淫无度的劣迹，走漏了一点风声。类似这种性质的上疏，在明代几乎是不当回事的。皇帝要么虚心接受建议，要么就是不理睬，要么斥责几句，然后让上疏人得个犯颜直谏的好名声。
乾隆一伙是怎么料理的呢？敢说所谓康乾盛世其实是贪官横行，人民困苦，已经是犯了清廷大忌，更何况还涉及了乾隆自己的劣迹。“实在是‘乱民之尤，罪大恶极’”[3]，于是“旋即下谕，谓其‘污蔑圣躬，实堪发指’，‘总之严譄一犯胆敢书写无稽之语，诋毁圣躬，情罪实为重大，审明之日即当按律问拟，处以极刑’”[4]。光给予严厉惩罚，乾隆是绝对不会满意的，他一定要在精神给予对方以重大羞辱才能餍足，于是使用了“拧耳、长跪、打板、摺指，严夹”，严刑拷打，逼迫严譄招供其消息来源和上奏动机，最后严譄招供说
“三十年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后回京。我那时在山西本籍，即闻得有此事。人家都说，皇上在江南要立一个妃子，纳皇后不依，因此挺触，将头发剪去。这个话说的人很多”“后来三十三年进京，又知道有御史因皇后身故，不曾颁诏。将礼部参奏，致被发遣之事。一想到人孰无死，若不做些好事，留个名声，就是枉为人了。…心里妄想，若能将皇后的事进个折子，准行领诏，就可以留名不朽……再则希冀有些好处、或借此可得功名，这个念头也是有的。”[5]
追查消息来源自然是乾隆为了知道自己的劣迹是怎么泄露出去的，以便更好防范镇压，至于让对方招供动机，则是便于将其打成求取功名的卑污之徒，既然是为了求取功名而上奏，自然是人品卑下，惩罚人品卑下者，不但不是拒谏，反而是正人心，树世风的高尚行为。
最后严譄的结局是按“大逆”：凌迟处死，家属从坐。然后由乾隆皇帝假惺惺改为斩立决，家属免坐。你看我乾隆是多么仁慈善良，本来是把你凌迟处死，现在只让你砍头，真是天恩浩荡。到此不但是肉体上征服消灭对方，而且也精神上全面胜利，真可谓圆满无缺。比之明代皇帝动辄饱受群臣指责诟病，被丑化得不成人形，真是天壤之别。
也难怪黄裳先生发议论说“看来严譄是受了明末议国本议大礼风气的影响，觉得这些都是国家大事，不妨议论，并可得到好名声的。不知新朝定鼎一百年来，最讨厌的正是明末这些‘清议’，严禁的也是立党结社及因此而形成的宗旅势力。这些都是他不明时势的取死之道。”
类似因为上书被处死的有吴英之狱，乾隆四十五年，已经六十岁的广西人吴英，“投递所著《策书》一本，内容有请蠲免钱粮，添设社仓、革除盐商、盗案连坐、禁止种烟、裁减寺僧五条”，结果是广西巡抚奏报“妄称皇上遵太后遗命各省钱粮其恩未远，其泽未长，并叠犯皇上御名，殊属丧心病狂，……应比照大逆凌迟处死”，除此以外，三个儿子，一个弟弟，两个侄子，也连坐斩立决。[6]
在清廷这些所谓明君圣主统治下，通过正规途径上谏的人，战战兢兢，惟恐不小心就招来凌迟杀头之祸。如果偏偏憋了一肚子的话想要说，那该怎么办呢？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法子，假托当朝官员的名义，写了一个奏稿，批评乾隆的过失，并且做成是已经给乾隆批复过的样子，是抄录出来的邸报新闻。一般的下级官吏和普通百姓分辨不出真假，信以为真，看到有人居然在乾隆这样人类历史上也空前绝后的暴君昏君治下，为民上书，指摘其过失，而乾隆居然还能虚心阅览批复，自然兴奋异常，纷纷抄录传播，以至于当时边远偏僻地区都有流传。这就是清朝历史上轰动一时的“伪孙嘉淦奏稿案”
在1998年到1999年的八期《历史档案》上登载有中国历史档案馆整理的《乾隆年间伪孙嘉淦奏稿案史料选》一到八，略略看下其中的内容，真是可以让人慨叹无穷。满清主子的暴虐和其奴才的恐惧有时真是出于人类的想象力之外
编选者王澈在前言里说“乾隆十六年前后，一份假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在社会上流传着。奏稿指斥乾隆帝南巡扰民及金川用兵，直书‘五不可解十大过’，并遍劾满朝权贵。十六年七月。云贵总督硕色密奏此事后，乾隆帝下令追查，结果在全国十七个内地行省中都发现了伪稿的踪迹，牵连者竟达千人以上。现从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及军机处录副奏折中选辑部分史料，供研究参考。”[7]
在《清史纪史本末》对这个案件也有记载。“鲁生遂与时达等伪为嘉淦谏止南巡，疏累万言，指斥乘舆，遍劾阁臣鄂尔泰，张廷玉等，传播远近。……此案文武吏牵连获罪者几及千人，蔓延至于七八省，而嘉淦自是亦不自安，未几以忧卒”。
也即被冒名的孙嘉淦在这个案子爆发后，被活活吓死了，可见乾隆之统治恐怖到什么程度。如果通过正常的途径可以表达意见的话，那么当事人自然不必采用这样的手法。大概实在是想说的话憋的太厉害，但又没有胆子用真名，所以才冒他人之名。但作者可能对满清凶虐的程度仍旧是缺乏充分估计，以至这个案件牵连众多无辜受害。最初的作者被抓到后凌迟自然是不必说了。就是看过和传抄过人都有罪，轻者受几个月皮肉之苦，重则因为恐惧和受不了拷打一命呜呼。
以常理而论，既然是伪冒成奏稿的形式，那么文中内容，就算再激烈，也在一定尺度限制以内，否则被人一眼看穿，无从伪冒了。虽然未见原文，但从当时一些涉案者的供词来看，也可以验证这一点。比如《陈公绶供折》里“又供:小的见了钱玉珍的稿底，还道是真的，也平淡得狠〔很〕，自然京报有的，不曾抄存，仍给钱玉珍放在瓶口子里的。”[8]
有趣的是，即便这样以奏稿形式包装表达的内容，就已经让满清的大小奴才吓的魂不附体，屁滚尿流。看看相关官员给乾隆的奏折中所用的词句，简直可以想见他们胆战心惊，战栗发抖，咬牙切齿赌咒发誓表忠心的嘴脸，不妨随便摘抄几句。比如《云贵总督硕色为报提塘吴士周禀内伪稿事奏折》中说
“臣批阅之下，不胜骇异。伏思我皇上宵吁勤劳，明并日月，现在薄海内外莫不熙同风，即赏功罚罪亦无不执中至当。今传播词内种种妄诞，不一而足，则显系大恶逆徒逞其狂悖，平〔凭〕空捏造，希图妄行传播，不法已极。臣恨不能寝皮食肉，……此等逆徒，虽凌迟不足以蔽其辜，臣不胜痛恨之至”
同一人另一奏折内：
“臣查阅所抄传播逆词，竟系平〔凭〕空捏造谤毁圣主，臣恨不能寝皮食肉。……臣自披阅逆词之日，忿气满胸，切齿痛恨，昼不能食，夜不能寝，辗转思维，恐其传至滇省惑乱人心。……再，此事关系重大，恐致迟误，臣用火牌驰奏，合并陈明。谨奏”
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大抵凡是官员就这一事件给乾隆上书，都必定大表自己如何切齿痛恨，食肉寝皮云云。不过一则内容特别有意思，似乎乾隆底下的官员奴才被这个案件已经吓得近于神经衰弱，草木皆兵，处于崩溃的边缘了，甚至连手下人员为了办案，作为证据抄送稿子，都足可让他们觉得罪孽深重，魂飞魄散。《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为参奏抄腾伪稿上呈之参将李兆事奏折》中说
“十一月二十八日，忽接提标中军参将李兆呈报拿获僧人亦蕃传抄伪稿一案，将搜获伪稿照抄一纸，上盖参将衙门印信，票缴到臣。臣拆阅之下，不胜惊骇。此等大逆之词，为臣子者，即寓目尚且不敢，而参将李兆竟将搜获大逆之词抄膳，用印呈送，昏馈糊涂，实出臣意料之外。臣现将抄送原折密行咨呈军机处查收销毁，一面密咨抚臣潘思集、提臣谭行义严查该营上下衙门，如有混行抄送存案之伪稿，悉行查出，汇送抚臣咨呈军机处查销。至参将李兆虽系武夫，周知大礼，然见此大逆之词，竟行抄腊呈送，昏馈糊涂至此已极，岂堪仍居将领之任，为备弃表率。除经摘印委员接署外，相应据实参奏，请旨将李兆革职。仍钦遵十月二十九日所奉署镇远总兵唐开中一案谕旨，救交该部，侯究出首恶全案完结之日，分别请旨”[9]
随便看一下里面的奏折标题，那些看过或传抄过这个稿子而被抓捕的人，因为害怕自杀就有好几位，如《浙闽总督喀尔吉善等为查明在押案犯包琳自缢事奏折》，《江苏巡抚庄有恭为报伪稿案内李柱国等供词及施秉乾自尽事奏折》，而这些人大多不过是凑巧看过或传过这个稿子，并非是真正作者，清廷凶虐恐怖到如此骇人听闻的，恐怕在人类历史上也找不出第二个相似的例子来。
发表自己的意见，随时有被清廷凌迟或杀头的危险，那么对古人的意见表示一下赞同，总应该没有事情了吧？不然！满清的仁慈英明之君是不会这么宽容的！
黄裳先生在《笔祸史谈丛》里就举了这么一个案子“有时不必出于自作，批点前人之作也可以构成罪案。程明諲因妄作寿文，圈点成语，被问官捉住，问道：‘《后汉书"赵壹传》内五言诗二首，你何以独取‘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二句，密加圈点，且批‘古今同慨’四字’”[10]
可见直接批评满清固然有罪，不是批评，只是不颂圣，发几句牢骚，有戳穿满清所谓盛世谎言的嫌疑同样有罪。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有危险，就算批点古人的意见同样有危险。这就是满清统治下恐怖黑暗所能达到的程度，明代的魏忠贤怎敢望其一二？
最后照例是官员奴才们奏请将程明諲照大拟凌迟，然后乾隆大发慈悲，将凌迟“改为斩立诀”
类似的案子还有一个，“山东的地方官从一个乡下读书人家里抄出了几部禁书，此外还发现所批的**统之《徙戎论》，当作要案上奏，结果得圣谕，‘斩立决’了。读书人在旧书上写些批语，发点议论，原是平常事，为什么会招来如此的严惩呢?首先是因为江统的文字，但他是古人，只索罢了，现在今人又来加批，称之为“意思深长”，这就不可恕了。……江统的原文结尾说:‘以四海之广，上民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上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新为长也’这里所议论的夷夏之防，正是清初的大避讳，以清之臣民竟自赏识这样的文字，自然是大逆无疑了。”[11]
黄裳这里没有提到这个乡下读书人的名字，这是应该补上的，此人是魏塾[12]，他敢批点《徙戎论》，确实比批点《赵壹传》性质要严重得多了，将其从凌迟改为斩立决，从乾隆一伙一贯的作风来看，倒也确为名副其实的宽大处理了。
不过以上都是被人揭发，官方抓住抄家审查后的结果，如果预先把自己的作品送审，应该不至于被处死了吧？也不然！
比如，乾隆三十二年，蔡显因为恐惧于清廷**的淫威，又自以为所著书中并无什么干碍之处，于是“赴松江府呈首自著《闻渔闲闲录》一册”。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奏闻给乾隆，结果真是猪羊入屠夫家，鲜肉送虎狼口。乾隆岂能放过自己主动送上门来的猎物。经过他仔细检阅后，找出罪状“如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世；钱名世以年案得罪；又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及题友袈裟照有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欲怒嗔等，则是有心隐跃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原来在满清主子看来，就算对他们的行为不加任何评论的记述，就已经是大罪了。
于是蔡显在被严刑拷打之下“不能置辩，惟称草野无知，原有寓意，今天夺其魄，自行败露，罪该万死，实无可辞”[13]
其后“接刑部议覆，将蔡显依律凌迟处死，长子蔡必照拟斩立决，次子包大、三子大慈保同伊妾朱氏及未字女三女俱解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最后大概他又大发慈悲，将凌迟改为斩首了。而“高晋、明德亦以平日既不能预发其奸，迨自行败露，而又未能悉心签出，而自请交部议处”[14]
乾隆时期的**实在太多，不可能一一列举，这里引用黄裳一些话，“在乾隆中，诗文中最忌讳的是明字。李驎的(虹峰集》内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民悦康兮，我思孔氏兮，夜未央兮”都是大逆不道的证据。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案中，连其祖父遗诗中“长明宁易得”句也认为是“悖逆显然”。官民的忌讳明字可以说是达到了神经错乱的地步。就连因私仇诬陷者也由此而捏造出莫须有的书名来如卓长龄等《忆鸣诗集》案（‘忆鸣’者谐音‘忆明’也）”
黄裳说他们忌讳“明”字达到神经错乱的地步，其实若说满清的奴才被主子的暴虐难测吓得神经错乱或许有之，但满清主子头脑应该还是清醒得很，他们就是要刻意制造这样人人自危，战栗发抖的恐怖气氛。
司马相如在《上林赋》里提到皇家打猎，光是被盛大阵势吓死和累死的野兽飞禽就无数。而康熙乾隆这些暴君希望的就是自己统治下的人们都象被围猎的猎物一样在恐怖气氛中觳觫发抖，战战兢兢，不用他们费力就自投罗网，战栗而死。
2、康熙时期同样黑暗
以上所说都是乾隆时期的情形，或许有人认为康熙要比乾隆好一些，其实也不然。康熙前期，满清统治尚未完全安定，所以还不敢把网收的太紧，纯粹属于饥鹰饶半截肝肠挂，凶屠放片刻猪羊假，但恐怖气氛也已经足可以把大部分人吓得心悸胆破。如果真以为康熙是个什么仁善之主，那就大错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