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情场失意，官场得意”。虽然李潜在感情上遭受了一个巨大的挫折，让他郁闷了很长时间。不过他的事业却蒸蒸日上，而且官运亨通。</p>
早在贞观初，李潜着手筹备钱庄时，李世民就做出过承诺，只要李潜把钱庄建起来李世民就封他为国公。自从贞观五年二月初二长安钱庄开业以来，到现在已过了两年多。现在钱庄已遍及大唐州县，每年通过钱庄流转的铜钱数额超过千万贯，钱庄发行的不记名银票已达两百万贯。这一切对大唐的经济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大唐的经济出现了井喷似的突飞猛进。不说长安、洛阳这样的都城，哪怕是一个边远小县，只要付得起钱，无论天南地北的物产都可以买到。</p>
商业的繁荣也给朝廷带来了极大好处。朝廷的赋税收入噌噌地往上增。贞观四年，从商业方面征收的赋税不到一百万贯，只占全部赋税的一成左右。贞观五年，商业方面的赋税达到了两百万贯，到贞观六年商业赋税更是突破了五百万贯。这个数字差点让兼任度支郎中的房玄龄惊掉眼珠。</p>
一个贤明的君王非常清楚赋税是怎么来的。所以，贤明的君王对赋税问题看的无比慎重，除非不得已，一般不会提高税赋，甚至有的君王在登记诏中明确写上“永不加赋”，以换取百姓对他的拥戴。如果适逢太平年景，君王还会降低赋税，减轻农民的负担。汉朝初年，赋税的比例是十税一，后来天下太平，为减轻农民负担赋税变成了十五税一，最低时曾达到三十税一。即便如此，汉朝的国库里依然十分充实。据史籍记载，当时国库里的粮食太多，陈粮还未来得及吃掉新粮就运来了，以至于陈粮发霉。钱库里旧钱还未花出去新钱就来了，以至于串钱的绳子都沤断。当然，这种情况是由于那段时间没有大规模战争所致。而且如果不是文景时期的休养生息，汉朝的家底子变得厚实起来，汉武帝也没有能力征讨匈奴。</p>
赋税的主要来源是土地和农民。以往历朝历代，农税才是朝廷的根本。朝廷想要增加赋税，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情况下，只有让农民不断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才能实现。至于商税，由于数量少，征收难度大，在贞观五年以前只不过是个朝廷赋税中可有可无的陪衬而已。不过，贞观五年之后，李世民意识到了商税的重要性。因为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商税增长了四倍而且没有提高税率，增加商户的负担。</p>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效果，是因为商税与农业税有着本质的区别。农业税的虽然数额非常庞大，但增长极为缓慢。除非提高税率，否则不会有大幅度的增加。不过提高税率只是改变了分配比例，属于典型的肥了朝廷瘦了百姓，这样做只会使百姓怨声载道。但商税不同。商税只与商业往来的规模和次数有关。打个比方说，按照十税一的比例来纳税，一个商号一年的交易规模是二十万贯的话，应交税额为两万贯。放在以前，由于资金流通速度的限制，要达到二十万贯的营业规模商号所需本金至少要十万贯。但现在有了钱庄之后，资金流通速度不再是限制，商号拿着十万贯的本金一年内可以做比以往更多次生意，在利润率相同的情况下，营业总额相应的增加了，所交的税额也将随之提高。简单来说，商税是商号肥朝廷也跟着肥，商号瘦朝廷也瘦。</p>
商税的增加让李世民尝到了甜头。以前因为税赋少，要办的事太多，所以他一直严格约束自己，日子过的极为朴素，甚至有些寒碜（比起那些豪门巨富来说，李世民的生活真算不上奢侈）。现在商税增加了，他手里有余钱了，就能干一些以前想干而不能干、没钱干、不敢干的事。比如，借着给李渊养老的名义修建永安宫（即后来的大明宫）。李渊所住的太安宫，位置处于低洼地带，夏天时极为闷热。冬天又湿冷，李渊住在里面颇有些不高兴。李世民一直准备将避暑的永安宫扩建，好让李渊能住开心。</p>
其实李世民早有计划扩建永安宫。只是自从登基以来他手里的钱一直不宽裕。虽然没有达到捉襟见肘的地步，却远达不到扩建永安宫的需要。所以当李世民第一次提出扩建永安宫时，迎接他的是魏征一通猛批以及房玄龄拿着账本的好一番教育。见两大宰辅都反对，李世民只得讪讪无言的断了这个念想。现在国库充裕了，李世民便又提出扩建永安宫。这次，房玄龄不说话，魏征自己孤掌难鸣只能应允。</p>
不容易啊，不容易。见到魏征服软李世民心里的那个激动就别提了。自从将魏征收归麾下以来，每次李世民与魏征这个倔老头发生冲突都是以自己的退让妥协而告终，极少有自己赢的时候。只有这一次李世民觉得自己终于能在魏征面前扬眉吐气了。于是，龙颜大悦的李世民才对李潜大肆封赏。</p>
贞观七年五月甲申（初八），李世民下诏，因李潜开办钱庄居功甚伟，特晋兵部侍郎兼钱庄总督；另授银青光禄大夫，晋武威公。接到圣旨后，李潜立刻上表固辞爵位和散官职衔。</p>
李世民拿到李潜的上表，立刻注意到李潜上表请辞的是爵位和散官职衔，不禁莞尔。大唐官员一般都有三种不同的品级官职。一种是职事官，比如驾部郎中、兵部侍郎、户部尚书、左卫大将军、右武卫大将军、千牛卫大将军等等，这些官职表示你干的是什么职务，所以称为职事官。这种职事官是有品级的。第二种是散官，比如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云麾将军、忠武将军、昭武校尉等等。这种职衔只是表示官员的级别，也是有品级的。第三种是爵位以及勋官。这种官职主要是来自朝廷的封赏。比如李潜原来的爵位是武威侯，属于侯爵。再比如，李潜的长子李福（小麦粒）虽然才十一岁，不过却有个飞骑尉的官职。这个飞骑尉便是勋官。爵位和勋官的共同特点便是只是个称号，不负责任何事务。</p>
这三种职衔该如何区分理解呢？用现代军队的军衔制来解释最容易理解。简单来说，职事官就是师长、团长、营长。而散官就如同中尉、上尉、中校、上校等军衔一样。比如，某人可能有中校或上校的军衔，却未必担任营长或团长等职务。至于爵位和勋官，则如同一级战斗英雄、二级战斗英雄一样，是个荣誉称号。</p>
散官和爵位对于李潜而言只是锦上添花，除了听着好听，俸禄增加了一些外，并没有多少实际好处。现在对李潜而言，最重要的是掌握驿传系统和钱庄。只有掌握了这些，他才稳如泰山。如果没了这些，他便成了无根的浮萍。所以，他的上表中并没有请辞兵部侍郎和钱庄总督一职。</p>
钱庄总督是李潜在开办钱庄之时设立的职务，李世民的圣旨等于正式承认了钱庄总督这个职务的合法性。吏部对钱庄总督这个职务规定的品级是正五品上，比驾部郎中（从五品上）高了两级。从吏部的规定李潜看出日后自己不再兼任钱庄总督的话，绝对不会再出现钱庄总督与驾部郎中由一人兼任的局面。不过，从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角度来说这是好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