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典》载嘉靖中铸钱则例，每铸“钱六百万文合用：二火黄铜四万七千二百七十二斤，水锡四千七百二十八两，炸块一十四万五千斤，木柴二千三百五十斤，白麻七百七十斤，明矾七十七斤，松香一千五百六十六斤，牛蹄甲十万个，砂罐三千五百二十个，铸匠工食每百文银三分八厘”。四十二年修订钱制，“每钱一千文，旧重七斤八两，今重八斤，每铜五万斤、锡五千斤铸钱六百万文，共重四万八千斤，除火耗四千斤，仍扣剩铜锡三千斤。”对比前后二则例，锡的配比相差非常悬殊，而后者又与万历时的则例大致相仿，可知前者所录应有缺漏。
“二火黄铜”是当时铸器所采用铜材的一种，另外还有三火、四火等类。黄铜的生产方式有两种，一是采用生铜和炉甘石（菱锌矿）入炉冶炼而成，这种方法“烟洪飞损”耗费较大，这种早期工艺生产出的可能就是二火黄铜；另一种方法采用单质锌替代炉甘石，崇祯时户部尚书候恂《鼓铸事宜》疏云：“铜矿产于石中，一火成铜铅，二火成黑铜，三火成红铜……复用窝铅点化之，则成四火黄铜”，“窝铅”又作“倭铅”，指的是用炉甘石提炼所得的锌。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说：“凡黄铜，原从炉甘石升者不退火性受锤，从倭铅升者出炉退火性，以受冷锤，”可见后者的延展性强于前者，更适合冷加工。又载：“凡铸器，低者红铜、倭铅均平分两，甚至铅六铜四；高者名三火黄铜、四火熟铜，则铜七而铅三也，”两种黄铜中锌的来源不同，四火铜中锌的含量更低一些。
二火黄铜比之青铜加工起来困难许多，所以最初时仍要加入一定量的锡来调和，四火黄铜的性能比较优越，万历时则例中用四火铜铸金背钱仍有加锡，工部便有议论认为“倘有四火黄铜，则水锡乃不需之物。”
嘉靖钱中有所谓金背、火漆、旋边、一条棍，这些称号其实都有特指，来源于京师百姓对当时市面流通制钱的通俗称谓，徐阶在他的《请停止宝源局铸钱疏》中有详细的介绍：
“盖制钱之解自南京者，其背或以金涂之，民间因谓之金背；或以火熏其背而使之黑，民间因谓之火漆；其云南所解及宝源局先年所铸，纯以铜锡不搀以铅，每钱一文，秤重一钱二分，钱边又皆经由车旋，民间因其色黄美，其质坚重，其边圆美，谓之旋边；近年局中所铸，为科官建议，革去车旋，止用铸剉二匠，而工匠人等，又复侵盗铜料，民间因其色杂，其质轻，其边剉磨贫糙，遂谓之一条棍。所谓旋边者，工费重大，故奸民不利于私铸，所谓一条棍者，工费轻省，故私铸由之盛兴，且一条棍与私铸之钱相似而难辩，误受于甲，转眼便不能行之于乙，故民间于一条棍不肯行使，并将金背等项，亦皆不行。”
后人论及金背、火漆等钱，往往只说其工艺的不同，却很少留意产地。金背与火漆产自南京，由万历时的铸钱则例可知，分别采用四火和二火黄铜作为铸材。明时钱局中确有“熏色匠”的工种，用烟熏来掩盖铜色杂应有其事，以金涂背对于铸钱来说则工艺复杂成本太高，有可能是老百姓的误传。南京产嘉靖钱为何目前还不能确定，铜钱背肉上往往因翻砂产生的细小颗粒状突起，若配以四火铜金黄的色泽，或许会造成涂金的错觉。用旋车加工钱边的工艺并非嘉靖时候特有，洪武钱中就时常能够见到。根据徐阶的描述，“旋边钱”指的是北京宝源局早期所铸以及云南局解京的好钱。北京所出可能是俗称“记重手”的光幕平钱，此类中既有合乎标准的大样，也有一些铸工低劣的小样减重钱存世；云南产嘉靖钱已经确认，就是被称为“遒劲”版的一类，当地出土颇多，且多见大而且厚重者，未流通的边道上还能看到清晰的旋纹。将铸好的钱坯用木条穿成一串，再用长方形的牵鎈修整其边，就是所谓“一条棍”，《天工开物》中的鎈钱图是其真实的写照，鑢铴代替旋车使得加工更简易，但也降低了铸钱的门槛。金背、火漆、旋边到万历时发展成为官方铸钱的术语，所指为何又有所不同，剉边钱启祯时更加泛滥，私铸也愈发不可收拾。
三、流通与私铸
明前期实行的银钱之禁，本意是为了保障宝钞的顺利通行，然而纸币的滥发无度和缺乏统一有效的财政管理，使得钞法至弘治年间已经溃不可行，白银从最初仅在民间私下通行，一跃成为国家主要的法定货币。银多用于大额交易，铜钱作为辅币使用，在百姓生活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长期钱禁带来的铜钱投放量不足，是由存留下来的历代“旧钱”和民间的私铸来填补的。
明朝自嘉靖时，始将本朝自洪武以来所铸各种年号官钱称为“制钱”，而把唐宋等前朝所出通称为“旧钱”，两种铜钱在市面上“相兼行使”，制钱的价值比旧钱高一些。《会典》载嘉靖三年户部颁布榜文，命令京城内外只许使用两等铜钱，一等的“好钱”七十文折银一钱，次等的“低钱”一百四十文折银一钱，其余私造劣钱一律禁止通行，违者发去闹市枷号示众；四年低钱停用，各宣课司收税只收好钱和宝钞；六年议铸钱时，户部建议顺应民情恢复以往标准，允许“中样旧钱每一百四十文准银一钱，轮郭周正而大者半其数，与国朝通宝随宜行用”，世宗认为这样作“奸弊终难禁革，钱法终难疏通”，坚持只许用好钱一等七十文准银一钱。
嘉靖二十年前后，户部下属各钞关收税都以白银为主，不收纳钱钞；三十二年只许使用本朝制钱，税课抽分更是专收嘉靖通宝，一时间市面上闹起了钱荒，工部所铸难以济用，在严嵩的建议下又恢复了历代“旧钱”的使用；之后采纳给事中李用敬的建议，令制钱和前代旧钱上品者“俱以七文准银一分，其余视钱高下，或十文或十四文或二十文准银一分”，出内库钱给文武官员发俸时，却又不论新旧美丑都按七文计算，官员拿到市上强加于民，“民益骚然”；当时各地灾患不断，四方流民聚集京师“死者相枕藉”，议者以为是钱法不通的缘故，于是御史何庭钰上疏请求允许百姓使用小钱，以六十文当银一分，户部认为这样容易引发私铸，坚持不同意，庭钰上疏怒斥户部尚书方纯、郎中刘尔牧，世宗采用了何的意见，将尔牧削职为民，并诏令历代钱以嘉靖通宝七文、洪武诸钱十文、前代钱三十文折银一分；四十四年终于放弃了七文准银一分的强制兑换标准，听从民便不再限定文数，而收税和发放官俸全部改用白银。
私铸的问题自成化年间已经开始困扰朝廷，因为这时铜钱已恢复了合法身份，被宣布可以和宝钞一起用来缴税。成化、弘治、正德三朝，都曾经颁布过关于私铸的禁令，嘉靖时期次数更多，严刑峻法对应的正是私铸的恶潮。以北京为例，嘉靖初民间喜用小钱，屡禁不止，私钱有道二、道三、折七等诸多名色，御史阎邻等上疏称：“京师之钱轻裂薄小，触手可碎，字文虽存而点划莫辩，甚则不用铜而用铅铁，不以铸而以剪裁，粗具肉好即名曰钱，每三百文才直银一钱耳”，皇帝看到上呈的私钱也厌恶其滥恶诡异，令督察院揭榜禁约；三十三年后禁令放宽，民间却又置小钱不用，竞相仿铸嘉靖通宝和各种年号制钱。
民间私铸之外还有官局的营私舞弊，前文所述四十三年那次对北京宝源局的整顿，共有作官姚钦、炉头陈霓等十八人被押送法司治罪，提督侍郎李登云、管理韩邦宪，宝源局副使段相、吏部廷朝等官员也一并受到制裁，然而第二年侵料减工的事情再次发生，终于导致这个中央直属的大局彻底停铸。
嘉靖初强硬的货币政策，由于和民间长期以来的使用习惯相抵触，最终不得不以失败收场。政府希望通过发行铜钱来贴补财政，却又在收纳的政策上摇摆不定，制钱定价过高不被接受，法定的兑换标准只能够在发放俸饷和收税时体现，并不能真正决定铜钱在民间交易中的使用价值。
虽然不断的重申法令限制，私钱流通的局面仍难以得到根本的控制，铜钱在收支和流通方面的双重价值标准，反而促使一些人通过囤积倒卖获利，例如嘉靖初时浙江钱法不畅，官兵所得的俸饷只能在市面上半价交易，就有奸商平时按半价收购，临到税期又以全价贩卖，上下均受其害。
四、小结
明朝国势由盛而衰的更替，嘉靖是一个分界点，正是在这一时期，明钱开始脱离以往残留的元钱意味，呈现出自己独立的风格。钱制的变化既是工艺演进使然，更有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朝廷对钱法的重视程度，总是和国家的财政状况息息相关，越是财政吃紧的时候，越是期望通过铸钱取息来获得贴补，铜钱在这个时候开始复兴，正反映出明朝国用开始面临入不敷出的窘境。
终明一世，虽然缺铜一直是铸钱成本高举不下的重要原因，钱法长期困顿的局面也反映出明政府控制能力的不足。弘治时小平钱的重量已加至一钱二分，到了嘉靖更增至一钱三分，世宗早年勤心国事，政治变革的同时也带来钱制的新气象，嘉靖平钱的制作可称明朝一代的颠峰。提高质量的本意是想让民乐用，定价过高、品种繁杂、钱法朝令夕改缺乏全面有效的统筹安排，加之私铸日益猖獗，种种弊端使得铜钱的通行并不顺畅。制钱的高标准一直延续到万历早期，终因为财政的压力而难以为继，启祯时朝廷颁布的钱制已只能在京齑和少数地区的铸局得到体现，各地铸钱取利之风愈演愈烈，所出大小不一、良莠不齐，终于给后世留下了明钱滥恶的印象。<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