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月1历正月初一，****人的传统春节，与其他地方一样，民国的都汴京也一样是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一片节日的祥和气氛，当然，有一个地方例外——总统府。
表面的平静不能让张文英安下心来，他很明显的感觉到就要打仗了，越是在这种时候，内部越是不能出任何差错，为此他把刘仰岳叫了过来，想听一听他的意见。虽然刘仰岳还兼任着政府的内务部长，不过他一年中很少有几天能住在汴京，相比之下他在罗布泊的实验基地的时间倒还要更多一些。
经过一整年的努力，张文英裁撤或武力消灭了数万军阀武装，相对于全国的军阀总数这并不算什么，但是通过改革，将财政大权基本收归中央，断了军阀的财路，通过兴办实业和进行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是大量游民和失业人口找到了工作，兴修水利是普通农民能够安居乐业，兴办交通工程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使军阀不能得到本地方百姓的支持，同时断了他们的兵源，加强了地方的向心力。张文英同时还耍了些手段，类似于汉武帝的推恩令，就是在中央势力还很难达到的地方，刻意扶植一些小军阀或是小的地方势力，例如一些地方上的宗族势力，以此来架空大军阀的力量，而那些小军阀的力量单薄而分散，没有能力对抗中央，也没有外来力量支持，其中的很多人物也缺乏地方上的威望。对中央也就只好唯命是从。就这样，在张文英正式开始整军之前，全国的军阀势力已削减大半。
接下来就该杯酒释兵权了一整年里张文英一共召开了三次编遣会议。第一次针对地是前清留下来的地方官的革命展度很快，特别是张文英打败北洋军前后，有不少省份就是在这一时期宣布脱离清室，打出拥护共和的旗号。不过这些人中大都是握有兵权的前清官员或是新军将领，甚至还有督抚一级的封疆大吏，这些人不过是见风使舵，而且打算趁机为自己谋些好处，有的甚至一开始便抱定了割据一方的打算，他们与地方上地关系还算密切，却不一定是本地人，尤其是那些督抚大员，张文英借改革之机提高了地方士绅的地位。他们也就自然的成了士绅们出头的拦路虎。一下子就失去了最主要的支持，要搬倒他们就一点儿也不难了。
第二次编遣会议针对的是会党力量。在清朝末期，许多秘密会党，会党的会众包括地方士绅，农民，手工业工人，小商贩，士兵。城市平民以致无业游民等，会党的上层为地方士绅所把持，但士绅们与会党的关系却是若即若离地。特别是其中地文人士大夫阶层，并不十分买会党的帐，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依照****的传统观念，会党毕竟只是下九流罢了，即便一些人身在其中，也不见得就当真看得起会党，而且****的士大夫一向醉心功名利禄。区区会党自然入不得他们法眼。不过****的会党力量一向都很不小。在革命战争中有些也是出了大力的，目前也有所展。以致控制了一些地方政权，不容小视，而且他们也与安清帮之流不一样，不能同等对待。张文英对付他们也早有对策，会党的整体实力不俗，但力量分散没有统一地领导与目标，相互之间也互不服气，不相统属，不过是些乌合之众，其头领也大都鼠目寸光，才能平庸，不足为惧，而如今士绅们如今也有了一定地位，也不再屑于与其为伍，而会党成员由大都是苦出身，其根基也同样是那些苦出身的一般民众，而改革恰恰斩断了他们的根基，原本不需要什么编遣会议他们也会慢慢走向没落，最终自行衰亡，不过张文英考虑到稳定压倒一切，也就必须快刀斩乱麻。没了根基，会党也就不再可拍，大部分都表示接受编遣，那些不死心还企图负隅顽抗地，张文英自然也不会跟他们客气。
解决了最难对付的两大块，第三次编遣会议所针对的就是各种民团商团之类。与之前的情况不同，不管是作为普通百姓还是地方士绅，都无意于对抗中央，民团之类存在的意义更多的是保境安民，维护本宗族的利益，要遣散他们并不需要花费太大周折，作为团民地普通百姓大都也没有兴趣被整编成军队，如果条件许可他们到宁可回家种地或是做些小买卖什么地，毕竟****的传统感念便是好男不当兵，士绅们对此也没有意见，重要地还是要保障他们的利益。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维护社会治安，一方面是要缴清匪患，另一方面则是要建立起警察制度。当然，要保障长治久安，这些只是治标不治本，从没有那个贫穷的国家能够真正实现大治，与这些比起来，展生产才是更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