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清朝的守旧派官员，梁启将他们分为三类：第一种是“懵然不知所谓五洲者。告以外国之名，犹不相信；语以外患之危，则曰此汉奸之危言悚听”；第二种是知道外患可忧，“然自顾七八十之老翁矣。风烛残年，但求此一二年之无事，以后虽天翻地覆，而非吾身之所及见矣”；第三种是即使我在任时亡了国，“而小朝廷一日尚在，则吾之富贵一日尚在。今若改革之论一倡，则吾目前已失舞弊之凭藉，且自顾老朽不能任新政，必见退黜，故出死力以争之”。为了能够证明自己的观点，梁启还在自己的书中记述了一段道听途说来的小故事：有湖南某君谒张之洞诘之曰：“列国果实行分割之事，则公将何以自处乎？”张默然良久曰：“虽分割之后，亦当有小朝廷，吾终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也！”某君拂衣而去。
这则小故事当然不是真有其事，梁启自然也是心知肚明，不过用此以形象地说明晚清多数官僚的守旧顽固、苟且偷生的心态是千真万确的。而事实上即使如张之洞，在晚清也得上是有所作为的封疆大吏，但其改革进取的精神也是有限的。维新派就如同处于汪洋大海的守旧官僚包围中的一个小小的孤岛上一般。
改革是社会的重新整合，说到底是权力的再分配和利益的再调整，新旧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梁启深深感到，他们变法中的每一项改革，都惹恼了守旧派，顽固官僚纠集起来拼命反对。当初康有为不过刚刚上了一道折子，举京师谣言纷纭不可听闻。皆谓康有为欲废京师六部九卿衙门，满朝上下数千醉生梦死之人，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其实康有为不过言须增设新衙门耳。尚未言及裁旧衙门也，而讹言已至如此。又比如当初保国会在北京成立。聚集在粤东会馆的名激进分子，表演说，声泪俱下，有力地推进了维新变法，但也立刻引起守旧派地仇视，他们一是著文驳斥保国会的主张；二是成立“非保国会”与之对抗；三是造谣生事加以破坏……
梁启在慷慨陈词，康有为也在一旁作愤愤然状，张文英却似乎无动于衷，颇有些不以为然。
与那些在海外聆听梁启演讲便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不同。百日维新期间张文英大部分时间可都是在京城里地，后来去了天津，但消息也一样灵通，当时朝廷里都生了些什么他自然不会不知道。
“据说卓如先生对于王安石甚为推崇嘛。”时代已经改变。梁启的《中国六大政治家》也比原本地世界早一些写出来，但他对于王安石“三代以下唯一完人”的评价却没有丝毫改变。
自宋以后，主流舆论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是基本予以否定的，即便是那些对于王安石个人很推崇的人对于他的变法也颇多非议，但是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和他的变法开始进行正面地评价，其中尤以梁启、严复等为代表，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呼吁改革精神，尤其是王安石的“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更是成为了他们变法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