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家辉结婚一年，跟所有夫妻一样，我们时常为芝麻绿豆的小事争执，闹得不亦乐乎。
家辉与我算晚婚，结婚的时候他廿九、我廿六。他虽然不是挥金如土的人，但是却身无长物，一点节储也无，婚前我们胡乱租了层公寓，婚后一年，开始付租付得肉痛，有买房子的企图。
我身边倒是有点节蓄，本来一心以为一人一半，凑够买小小的房子，从此我可安心做个家庭主妇，谁知家辉坦白跟我说：“我连一万块都拿不出来。”
我很生气，“你这个人！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也呱呱叫：“你嫌我穷？”
我陡然觉得非常灰心，凡是叫老婆吃苦的男人到头来不但没有悔意，反而总得自圆其说：硬是编排老婆捱不了穷。
“算了，”我不想吵下去，我说：“不搬既罢，我才不关心，我那二十万现款由它搁银行生利息好，乐得清爽。”
家辉见我收了声，也不再发言，两夫妻很闷纳的睡了。
那一夜我实在很生气，家辉的母亲一方面不住的催促咱们生儿育女，另一方面又不知道她的宝贝儿子简直贫无立锥之地，只有把我困在当中作磨心，其实我巴不得可以立刻辞工在家养儿育女，偏偏环境逼着我在外头勤力工作做女强人，多方面的失望及不如意，令我辗转反侧。
婚后多多少少得兼顾家庭内的琐事，不比以前，回到家里就可以躺着看电视，所以我觉得身体很劳累。
办公的态度也差得多，有种吊儿郎当的味儿，不像以前，只要老板一句吩咐，便水里去火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