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江和既要实行分税制。又要补缴原来欠市里地。能吃得消吗？”
包大恒也知道。市里占龙江区地便宜不少。他也清楚。实际上现在龙江政府实际上是曾思涛当家。王玉生对曾思涛那不是一般地看重。他这等于也是逼迫曾思涛。可现在要是缴不齐省里下地指标。帽子都没有了。也不得不逼一下龙江。包大恒也不想因为硬压曾思涛破坏他和王玉生现在地良好关系。所以还是留有余地地说道：
“其他欠市里上缴款地也要坚决地追缴。其他地地方恐怕也挤不出多少。龙江……可市里也只有龙江底子厚一些。要是主意不打在龙江身上。咱们怎么在省里过关？……我尽量先催催其他几个区县。不足地部分再从龙江想办法。”
王玉生对市里地状况很清楚。有些无奈地摇摇头说道：
“还是尽量压压龙江吧，反正曾思涛是海绵，你只要挤，总能从他身上挤出油水来，其他几个地方我看想要挤出多少，希望不大。”
“这对思涛有些不公平啊，思涛对市里的贡献已经是是够大的了，我们还这么压榨他，真有点以大欺小的嫌疑……”
包大恒开着玩笑说道，他清楚王玉生这么说，就等于是要把葛玉书晾在一边，由曾思涛全权处理龙江的政府的事情，实际就是不挂名的代理区长。
“他会有办法的，你只管压就是，市里有难，龙江也该为咱们市里分分忧。”
王玉生就这么又给曾思涛加码了，曾思涛还不知道，他也在学习刚刚下发的中央财政和税务工作的精神，并看了看经济学家成振黄的一片文章，文章中说，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从百分之三十下降到了今年的最低点百分之十多一点。原因是中央政府为刺激地方经济发展而采取了各种放权让利措施。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把国有企业的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都保留在企业的内部，划归到地方财政，仅这一项就占了地方预算外财政的的一半；允许企业在税前还债，结果中央财政收入减少了六百多个亿；与税前还债相伴随的是，中央上调了国有企业的折旧率，使得中央财政下降千多亿，很明显，正是这种放权让利导致了中央财政的下降。中央财政的下降意味着中央对地方财政控制力的下降，分税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加强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重新建立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曾思涛清楚，中央下决心收权，不会很快就放权出来，像龙江这样一向属于比较富裕的地方也很难得到上级的财政支持，所以要有做好吃苦的准备，各级机关要有在较长的一个时间段内资金比较紧张困难的情况下运行的准备；这只是让曾思涛头痛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分税制以前的财政责任制下，地方政府只要完成了财政任务，就可以把剩余的收入都划归地方财政。简单的说，这时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收益是百分之百。然而在分税制下，百分之七十五的财政收入要归中央，地方政府的收益只有百分之二十五了。这样的结果是，地方政府对发展本地上规模经济的激励不足。地方政府更愿意发展非国有经济，即使非国有经济达到上增值税的要求也故意抬高门槛，不愿意非国有企业上增值税，还是继续按照小规模纳税人对待，直接导致税款的流失，也让很多有机会上规模的非国有经济始终上不去，并且里面会产生地方政府没有很高的积极性去关心和扶持本地企业的发展，并且由于财政收入的不足，政府部门更多的不是想如何发展经济，而是想方设法设立各种收费的名目，从企业身上捞钱。也就会催生各项收费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这就是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实际上这样要不了多久就会严重阻碍地方经济的发展。所以曾思涛才会在常委会上提出了两条高压线的说法，目的就是为了减轻分税制给整个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但是这两条高压线能不能真正成为高压线，他必须得到廖喜峰还有俗称管“帽子”的分管党群的副书记向存林的支持，谁要敢碰这两条高压线，就要挨处分，甚至头上的乌纱帽也会被摘掉，这样才能有震慑力，这两条高压线才能成为真正的高显现，才会真的让人不敢碰。
廖喜峰和向存林也没想到曾思涛会真把这乱收费提高到这么高的一个高度，其实，在他们两个看来，这上缴的钱多了，自然想办法，其中大头就在企业和农民身上，要是这么严格要求，下面的去那里要钱？廖喜峰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够发展经济，但是发展经济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在当前的形势下。
不过，对于农民这一块，山雾县的“王怀青案件”才过去没多久，谁也不敢再这个时候顶风作案，那只有在企业上多想办法了。曾思涛也清楚他们的心思，但是他在财政收入这一块已经有一些思考，也有了一定的想法。所以也敢在廖喜峰和向存林面前拍胸膛保证。
曾思涛好不容易才做通了廖喜峰和向存林的工作，但是他也等于是在常委会上立下了军令状，没想到这个时候市里又提出要龙江上缴原来欠市里的财政款。并且态度十分的强硬，必须完成，觉得不能完成就自动走人，让能完成的上来。王玉生还亲自给他打电话。不折不扣的完成上缴任务，还不能影响龙江的发展，曾思涛放下电话，坐在那里发呆，心里也是苦笑，王玉生真把他当着那反穿内裤无所不能的超人奥特曼了，曾思涛忍不住苦笑一下：
“我真的是超人吗？”<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