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先后去世的间隔，仅仅是七十六天。
我们兄妹几个承受的伤痛，在那时是用任何语言都不能够表达清楚的。人，方生方死。我自然懂。
父母先后去世的间隔，仅仅是七十六天。我们兄妹几个承受的伤痛，在那时是用任何语言都不能够表达清楚的。
人，方生方死。
我自然懂得这个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在父母合葬的碑文上，便有我写下的“人生草木年年秋，春走山野依旧红”这样两句话。痛苦，可以敛藏；死亡，亦为当然。如是，那在我的脑海里、在我情感的旋流中，是什么总是那么强健而不可遏制地在搅扰着、叩击着和浸润着的呢?我知道，这就是父亲临终的歌唱和母亲积攒的金钱。
1998年的元旦，一大家人从北京齐聚到我自己在石家庄的小家中，议论的话题只有一个：
父亲被确诊得了肺癌还是晚期，我们做儿女的该如何治疗父亲的病，怎样尽可能地延长他的寿命。元旦几天里，我们一旁冷寂地议论，而父亲却不管不顾，自己一日三餐在厨房里挥舞着刀铲，扑面而来的饭菜香气迷漫在屋内的每一个角落。
父亲当年，是陈毅部队的。
在挺进大西南取得全面胜利后，他便随军进驻西藏。那时，父亲是营部的文化干事。父亲后来回忆说，西藏真是个好地方，云白水美，满眼是白皑皑的冰雪，群山巍峨，灿烂的阳光普照天下。父亲还特别说，河湖里拥挤着成群的鱼虾，几乎是徒手可捞，因为信教的藏民不捕不吃，鱼是不怕人的。他还拿出当年拍摄的照片，是黑白120卷，有战友们的合影、草地上的篮球赛、帐篷边的野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父亲穿着羊皮翻毛大衣，坐在山坡上拉二胡的那张照片。父亲说，他在西藏整整呆了五年。
我们把父亲安置在了北京肿瘤医院的单人病房里。父亲在医院里过得平静自在，时不时还打趣说：
什么时候回家去做饭嗅，给你们几个孩子做做辣子土鸡、淡菜炖骨头。
到了当年10月底，父亲的病似乎好转起来，他主动要求出去遛遛弯儿、逛逛菜市场。那时是我一个人陪护着他，中午我做些下酒菜，父亲居然要喝上半听啤酒。席间，他不说别的，全是在西藏时的军旅生活，说起战友们的音容笑貌、藏区的山山水水，他依然是如数家珍般地娓娓道出，仿佛四十年前的岁月一下子倒流过来，活生生在你眼前一幕幕地层露、映现……
父亲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在去世的前夜，我睡眼惺忪地听到父亲在哼唱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