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团就在水西以南数里的位置。陈毅、粟裕匆匆来到陶村的时候，四团团长张道庸和政委卢胜已在奉命等候。陈毅宣布此次任务，要张道庸、卢胜完成任务后借机率部队渡江北上，进入苏皖边区，与先前渡江北上在那里活动的梅嘉生支队、活动在淮南的第五支队取得联系。
粟裕把地图打开，“你们发展的地点就在运河以西、津浦路以东的扬(州)、仪(征)、天(长)、六(合)一带。”
粟裕指着地图给他解释：“罗炳辉五支队已在津浦路西的淮南一带向东发展，准备进入津浦路东，在苏北，‘挺纵’已经占领了运河以东的沿岸一带阵地，如果把天长、**一带的抗日局面也打开了，就可以东和‘挺纵’呼应，西与五支队联手，接应江南向北发展的力量就强了。”
陈毅说：“你们这次去江北国民党方面肯定是不同意的，上次叶飞他们东进，冷欣找我吵了几次。你这次去，不能让顾祝同和冷欣知道。不然他会闹得我鸡犬不宁。对外不能公开我们的番号，你这个张道庸也把名字改一改。”
粟裕说：“我看就把姓去掉，叫道庸吧。”
陈毅觉得不妥：“道庸这个名字，有点封建色彩，不好。”
粟裕说：“这地方叫陶村。我看就用陶村的陶，勇敢的勇。”
陈毅：“陶者，无忧也；勇者，无畏也。好得很。部队也改名叫苏皖支队。我们打着苏皖支队的旗号，你再改了名，国民党就不知道是从哪里杀出来的队伍。”
张道庸是安徽省霍丘人，参加过长征，从延安南下后任一支队参谋。他到四团来当团长还有一个插曲。原四团副团长叶道志在内战时期是红四方面军的师长，从延安南下任职以后因为言语不通工作不顺而牢骚满腹，后来被降为军部特务营营长。他认为新四军看不起他，排斥延安来的干部，特别是排斥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就与同来新四军的、原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的陈康、徐长胜携枪离队回八路军原部队去工作，到达江西景德镇山区时被军部派来的人追上（徐长胜拒捕被当场击毙，陈康跑掉了）并被押回军部，随后被枪决。当时多数人认为叶道志应该枪毙，也有几个人主张不要枪毙。张道庸其时也在军部，他了解叶道志这个人，知道叶道志是一时冲动，就与另几个主张不枪毙叶道志的人联名写了保状，要求不要枪杀叶道志。因为这事张道庸在军直属党总支扩大会议挨了批评。不久，军部把张道庸从一支队司令部调到二支队的四团当副团长，算是对他的一种处分。这人好打抱不平，但更勇猛善战，打起仗来不要命，常常眼睛一瞪，手握一把大刀，冲杀在两军阵中。
陈、粟二人信心十足。扬(州)、仪(征)、天(长)、六(合)一带西有津浦路，东有大运河，都是日军重兵把守的地方。而且，这一带河湖密布，地形复杂，要开辟成抗日新区，可不是容易的。陶勇猛，那政委卢胜一样了不得。卢胜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粤边红军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是闽南乌山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后任四团团长兼政委，在皖南岩寺集中后调军部参谋处，后来又到军部的教导总队学习深造，在军事方面主要学习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地形学》、《兵器学》、《正规养成》等，在政治方面，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和统一战线，**工作等。十月份刚从军部回到四团当政委。
当下陶勇、卢胜和政治处副主任吴载文领命与陈玉生组成联合小部队，动员民工五百副担子，到了王敬玖的军部，取得了全部弹药，突破敌寇重重封锁线，将弹药运往两李的驻地——泰州。
十一月七日，江南指挥部在溧阳县水西村正式成立，就在这天，驻守宝堰据点的一个中队日军，采取夜间出动、拂晓攻击的战法，奔袭延陵，扑空后正准备原路返回，被林胜国的丹阳独立支队和段焕竞的新六团两个营困在贺甲村。宝堰据点日军倾巢出动，增援被困贺甲村之敌。粟裕立即调兵遣将，要二团团长王必成吃掉这股敌人。王必成得令后立即亲率一营驰援，同时三营也迅速赶到贺甲村。二团和六团会合后，部队由王必成统一指挥向敌人发起总攻。经过二十六小时强攻，全歼日军一个加强中队，击毙武村中队长以下日军一百六十八名，生俘三人，缴获轻机枪四挺、步枪二十八支、掷弹筒两具、六五式子弹千余发、指挥刀两把。战后丹阳独立支队和宝南区群众组织打扫战场，又搜索到轻机枪二挺，步枪四十多支。
这次战斗和新四军以往的战斗性质不同，以前打的都是游击战，这次打的是运动战；以前和敌人作战时对抗的时间都很短，这次是连续三次总攻的长时间的战斗。
这一战给刚成立的江南指挥部壮了军威，开创了苏南敌后战场歼敌的新纪录，受到了延安总部的通电表扬。更重要的，是沉重打击了日军分区“扫荡”的计划；戳穿了国民党诬蔑新四军“游而不击”，“只能打小仗，不能打大仗”的谰言，这就成为新四军战史上有名的“延陵大捷”。
上海租界区的报纸，京沪沿线城市的地下报纸，当时都迅速地报道了这次战斗的胜利消息，有的还以“伟大的胜利在江南”的大标题刊载。国民党三战区顾祝同，也据叶挺军长的报告，电呈蒋介石核准、予以传令嘉奖。